這位先生認為英明神聖的領袖，代表著中國人民的最高智慧，時機來了，他一定會向左靠攏一點，整個國家民族也就會跟著他這樣做，那時左右的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現在想想，中國的“真命天子”的觀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當時沒有反問這位先生一句：“如果領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淵裏衝，整個國家民族是否也就跟著他那樣做呢？”
但這在當時究竟是遼遠的事情，當時大家爭執得頗為熱烈的倒是應否實施戰時教育的問題。同學中一部分覺得應該有一種有別於平時的戰時教育，包括打靶，下鄉宣傳之類。教授大都與政府的看法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為那時的中國軍隊確乎打得不壞。結果是兩派人各行其是，願意參加戰爭的上了前線，不願意的依然留在學校裏讀書。這一來，學校裏的教育便變得單純的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與抗戰脫節的教育。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並不是全體學生都主張戰時教育而全體教授都主張平時教育，前麵說過，教授們也曾經等待過征調，隻因征調沒有消息，他們才回頭來安心教書的。有些人還到南京或武漢去向政府投效過，結果自然都敗興而返。至於在學校裏，他們最多的人並不積極反對參加點配合抗戰的課程，但一則教育部沒有明確的指示，二則學校教育一向與現實生活脫節，要他們炮聲一響馬上就把教育和現實配合起來，又叫他們如何下手呢？
武漢情勢日漸危急，長沙的轟炸日益加劇，學校決定西遷了。一部分男同學組織了步行團，打算從湖南經貴州走到雲南。那一次參加步行團的教授除我之外，還有黃子堅，袁複禮，李繼侗，曾昭掄等先生。我們沿途並沒有遇到土匪，如外麵所傳說的。隻有一次，走到一個離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緊張戒備，然而也是一場虛驚而已。
那時候，舉國上下都在抗日的緊張情緒中，窮鄉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並沒有作什麼宣傳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數人所注意的還是苗區的風俗習慣、服裝、語言和名勝古跡等等。
在旅途中同學們的情緒很好，仿佛大家都覺得上麵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下麵有五百萬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反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隻希望到昆明後，有一個能給大家安心讀書的環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談，甚至也不大想政治問題。有時跟輔導團團長為了食宿鬧點別扭，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說來，都是很高興的。
到昆明後，文法學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個世外桃源。到蒙自後，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馬腳，有些被抗戰打了強心針的人，現在，興奮的情緒不能不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落了。
這位先生認為英明神聖的領袖，代表著中國人民的最高智慧，時機來了，他一定會向左靠攏一點，整個國家民族也就會跟著他這樣做，那時左右的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現在想想，中國的“真命天子”的觀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當時沒有反問這位先生一句：“如果領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淵裏衝，整個國家民族是否也就跟著他那樣做呢？”
但這在當時究竟是遼遠的事情，當時大家爭執得頗為熱烈的倒是應否實施戰時教育的問題。同學中一部分覺得應該有一種有別於平時的戰時教育，包括打靶，下鄉宣傳之類。教授大都與政府的看法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為那時的中國軍隊確乎打得不壞。結果是兩派人各行其是，願意參加戰爭的上了前線，不願意的依然留在學校裏讀書。這一來，學校裏的教育便變得單純的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與抗戰脫節的教育。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並不是全體學生都主張戰時教育而全體教授都主張平時教育，前麵說過，教授們也曾經等待過征調，隻因征調沒有消息，他們才回頭來安心教書的。有些人還到南京或武漢去向政府投效過，結果自然都敗興而返。至於在學校裏，他們最多的人並不積極反對參加點配合抗戰的課程，但一則教育部沒有明確的指示，二則學校教育一向與現實生活脫節，要他們炮聲一響馬上就把教育和現實配合起來，又叫他們如何下手呢？
武漢情勢日漸危急，長沙的轟炸日益加劇，學校決定西遷了。一部分男同學組織了步行團，打算從湖南經貴州走到雲南。那一次參加步行團的教授除我之外，還有黃子堅，袁複禮，李繼侗，曾昭掄等先生。我們沿途並沒有遇到土匪，如外麵所傳說的。隻有一次，走到一個離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緊張戒備，然而也是一場虛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