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譯文，真屬字字貼切又生動，精妙地傳達出原文的精髓，又不乏其本身的意會，當真是佳作！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該文采用中英文對照的形式，一些難解難懂之字，劉文典均加以批注，使讀者一目了然，通曉其意，文章也因此得以更廣泛地流傳。
彼時，劉文典心中的“革命”，似乎隻有一個方向：讓中國的青年迅速提升自我認知，走出愚昧。而能將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一個前提，即是“師夷長技”，懂得他們的文字。
劉文典自幼接觸西方文化，識得英文，無論是在戰亂時期，還是留學日本，他都沒有荒廢，而是繼續學習外文，鍛煉自己，此般翻譯之事於他當是得心應手。
自這篇精妙的文章開始，劉文典文思如泉湧。他思路清晰，頻頻在《青年雜誌》上推出新作，從第一卷第三號開始，直到第六號，幾乎期期可見，“劉叔雅”這個名字也開始為世人所知。他或是創作，或是翻譯，總之，無論以哪種形式，他都希望把先進的思想傳播給中國的廣大青年們，在認識科學的同時，達到自省。
那段時間對劉文典而言，是革命生涯中最值得玩味的。他徹底把自己放逐於抒發政治情懷之中，以詩文寄托報國之思。比起之前與孫中山一同經曆的種種，借助《青年雜誌》流淌而出的涓涓愛國之情，顯然更勝鮮血淋漓之境，是平靜而又暖意濃濃的。隻是，這時的劉文典並無心思考“革命究竟該以何種方式進行”這一命題，他此時的心思全都在做文章、達己意上。
在《青年雜誌》中，劉文典的文章慢慢成為眾多青年的必需之物，其文章在雜誌中的排位也越來越靠前。想來，能激發人心產生共鳴的事物，才是真正有價值之物。
經曆過漂泊動蕩，劉文典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所屬之地，在這裏自由地徜徉。沒有戰火，沒有動蕩，沒有犧牲，有的隻是文字上的交流。在這裏他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新思想，這樣的機會難能可貴，在其一生之中也是為數不多的。
隨著文章順利刊發，《青年雜誌》帶來的影響也越來越廣泛，劉文典與陳獨秀的友誼也逐漸深厚。在這種不斷的鞏固中，他們的革命之心走得越來越近，可一走近，劉文典方才如夢初醒：仲甫之心，與吾甚異。
1916年9月，《青年雜誌》更名為《新青年》。當時，上海基督青年會的刊物名稱為《上海青年雜誌》。兩本雜誌的立意不同，文章差別甚大，為了加以區分，《青年雜誌》的同誌們通過商議，遂決定更名。
《新青年》之“新”，自然是“新”在思想，以新思想替換愚昧之思，所以那時的陳獨秀，一心想著以“新”之名向一切舊思想、舊道德、舊觀念、舊文化發起挑戰。
“窮則思，思則變”，可變是否會通，則要依靠於思的根基。混亂年代，亂象滋生。陳獨秀、孫中山等人，報以救國之心，希望國人革新思想，走上民主之路，這是他們的方式。而當時，還有另一些人也有著拯救蒼生之意，不過他們的方式卻仍守著封建、循著舊規。
此篇譯文，真屬字字貼切又生動，精妙地傳達出原文的精髓，又不乏其本身的意會，當真是佳作！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該文采用中英文對照的形式，一些難解難懂之字，劉文典均加以批注，使讀者一目了然，通曉其意，文章也因此得以更廣泛地流傳。
彼時，劉文典心中的“革命”，似乎隻有一個方向：讓中國的青年迅速提升自我認知，走出愚昧。而能將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一個前提，即是“師夷長技”，懂得他們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