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第一，我們現在的教育評價，基本上還是隻看升學率，而不看所謂“增值幅度”，因此包括那些名校之間的競爭，也不過是由“一本率”變為“名牌大學率”“清華率”“北大率”甚至“常春藤率”。在這裏，著名“牛校”和薄弱學校的“足”，不管其白嫩或粗糙，統統都乖乖地穿上同一款式同一尺碼的鞋——這雙鞋的名字叫“高考升學率”。第二，即使是對尖子生的“增值教育”，也不能被某些名校壟斷，難道普通中學的老師就隻配教“名校”淘汰的學生？有人說，薄弱學校的教師“素質低”，把“優生”交給他們“真是可惜了”。我要說，所謂“素質高”“素質低”，這是“名師”們長期教“重點班”，而“素質低”的老師長期麵對“名師”們不要的學生使然。如果一開始這兩類教師就交換一下位置，情況會如何？必然是這些“名師”一文不名，而被人不屑地譏為“素質低”；同時那些“素質低”的老師身價倍增，無限風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此扭曲的教育，不但把學生分為三六九等，也把同為“人民教師”的從業者分成了“牛氣衝天”與“灰頭土臉”。教育之不公，最可怕的還不僅僅是學生承受的不平等，更有教師承受的不平等。
三
我當然不至於天真到希望撤銷現有“名校”以實現教育的“均衡與公平”，這是不可能的。當今中國絕大多數名校有著高貴的“曆史血統”，因為大多是百年老校。百年以來，好多名校已經成為當地的“文化聖地”。百年以前沒有義務教育，這些名校幾乎也都是私立學校；而當時能夠讀中學的孩子，一般都至少具備兩個條件：家境殷實，天資聰穎。因此百年之後，校史上湧現出幾個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偉人、名人、院士，再正常不過了。這種曆史積澱賦予了名校社會吸引力，加上近二三十年政府“奮力推進”這個“戰略”或“著力打造”那個“工程”，再輔以諸如“爭創國家級重點中學”之類的“大手筆”，名校更是如虎添翼，更加雄踞一方，一覽眾山小。“優秀教師”趨之若鶩，“尖子學生”蜂擁而至。於是，“最好的學校”招收“最好的學生”，或者反過來說，“最好的學生”爭進“最好的學校”便理所當然。“名校”由此而成為“牛校”。
到了這個地步，任何名校的校長，想不招優生都不可能。校長哪敢成為“毀掉名校聲譽”的“千古罪人”，包括我？王棟生老師說：“李鎮西如果在一所名校當上校長，他是不是仍然會堅持招生低分學生的主張？筆者不敢判斷……”其實，王老師完全可以判斷，我自然不敢的，因為學校不是我的，是國家的，而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使命（這麼莊嚴的話在這裏說出來有點黑色幽默，怪怪的）。在這個浮躁的時代，作為校長的我必然也會去爭搶“優質生源”的。但說實話，我會很難受。而為了避免這種難受，最好的辦法就是千萬別當重點中學特別是名校的校長。所以十年前，有教育局領導讓我去某著名重點中學任職，但我不敢去，便直言（不是“婉言”）謝絕了領導的信任，而去了城郊的武侯實驗中學這所以當地失地農民和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為主要生源的涉農學校。後來媒體曾把這當作我“毅然放棄了”什麼同時又“毅然投身於”什麼的“高尚行為”來宣傳。我說：“千萬別，我不過是想躲避而已，這恰恰是一種自私的行為。”
但是，第一，我們現在的教育評價，基本上還是隻看升學率，而不看所謂“增值幅度”，因此包括那些名校之間的競爭，也不過是由“一本率”變為“名牌大學率”“清華率”“北大率”甚至“常春藤率”。在這裏，著名“牛校”和薄弱學校的“足”，不管其白嫩或粗糙，統統都乖乖地穿上同一款式同一尺碼的鞋——這雙鞋的名字叫“高考升學率”。第二，即使是對尖子生的“增值教育”，也不能被某些名校壟斷，難道普通中學的老師就隻配教“名校”淘汰的學生？有人說，薄弱學校的教師“素質低”，把“優生”交給他們“真是可惜了”。我要說，所謂“素質高”“素質低”，這是“名師”們長期教“重點班”，而“素質低”的老師長期麵對“名師”們不要的學生使然。如果一開始這兩類教師就交換一下位置，情況會如何？必然是這些“名師”一文不名，而被人不屑地譏為“素質低”；同時那些“素質低”的老師身價倍增，無限風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此扭曲的教育，不但把學生分為三六九等，也把同為“人民教師”的從業者分成了“牛氣衝天”與“灰頭土臉”。教育之不公，最可怕的還不僅僅是學生承受的不平等，更有教師承受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