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以革命軍之力，而無援助，則其收功之遲速難易非可預期。……日本與中國地勢接近，利害密切，求革命之助以日本為先者，勢也。……日本既助中國，改良其政教，開發天然之富源，則兩國上至政府，下至人民，相互親善之關係，必非他國之所能同。可開發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中國恢複關稅自主權，則當與日本關稅同盟，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孫先生不但願意出此大價，並且要大隈伯知道他所出的價是比袁世凱所願意出的還大。在這封書內，他繼續又說：
現在之中國，以袁世凱當國，彼不審東亞之大勢，佯與日本人周旋而陰事排斥，雖有均等之機會，日本亦不能與他人相馳逐。近如漢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長煤油事件，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力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參看王芸生輯《六十年中國與日本》六卷頁三四至三五）
以孫中山的偉大人格尚且出此，其他革命家不屑說了。中國現在談革命，就離不開內戰。一加入戰爭，無論是對內或對外的戰爭，那就無暇擇手段了。這也不是個人的問題，是個環境的問題。比較說來，已得權者給外人的利總是比未得權者要低些。此種心理，孫先生也說過：
就另一方麵而言，則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故現時革命黨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黨，則大有利。所謂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此也。
革命黨既然靠外援來奪取政權，執政者亦隻能以同樣手段對付。民國三年八月十三日袁政府的外交總長孫寶琦給駐日公使陸宗輿的電報有這一段：“我政府正籌中日免除根本誤會，以圖經濟聯絡之法。”後四天的電報又說：“前小幡麵告，日政府確有取締亂黨之意。望代達主座。日前又提議，中國如願日本實行，可提出希望條件，惟須有交換利益，日本方可對付。”
這樣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國就多革去一塊。久而久之，中國就會革完了。讀者不要以為我故意張大其詞，孫袁的競爭不過是個例子，假若不為篇幅所限，我可證明民國以來的外交，沒有一次外交當局不受內戰的掣肘，我更能證明沒有一次內戰沒有被外人利用來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變為什麼在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發生呢？一則因為彼時遠東無國際勢力的均衡，二則因為日本人知道彼時中央為江西共黨所累，為西南反蔣運動所製，絕無能力來抵抗。在中國近年的革命，雖其目的十分純潔，其自然的影響是國權和國土的喪失。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飾品。
顧以革命軍之力，而無援助，則其收功之遲速難易非可預期。……日本與中國地勢接近，利害密切，求革命之助以日本為先者，勢也。……日本既助中國，改良其政教，開發天然之富源，則兩國上至政府，下至人民，相互親善之關係，必非他國之所能同。可開發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中國恢複關稅自主權，則當與日本關稅同盟，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孫先生不但願意出此大價，並且要大隈伯知道他所出的價是比袁世凱所願意出的還大。在這封書內，他繼續又說：
現在之中國，以袁世凱當國，彼不審東亞之大勢，佯與日本人周旋而陰事排斥，雖有均等之機會，日本亦不能與他人相馳逐。近如漢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長煤油事件，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力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參看王芸生輯《六十年中國與日本》六卷頁三四至三五）
以孫中山的偉大人格尚且出此，其他革命家不屑說了。中國現在談革命，就離不開內戰。一加入戰爭，無論是對內或對外的戰爭，那就無暇擇手段了。這也不是個人的問題，是個環境的問題。比較說來，已得權者給外人的利總是比未得權者要低些。此種心理，孫先生也說過：
就另一方麵而言，則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故現時革命黨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黨，則大有利。所謂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此也。
革命黨既然靠外援來奪取政權，執政者亦隻能以同樣手段對付。民國三年八月十三日袁政府的外交總長孫寶琦給駐日公使陸宗輿的電報有這一段：“我政府正籌中日免除根本誤會，以圖經濟聯絡之法。”後四天的電報又說：“前小幡麵告，日政府確有取締亂黨之意。望代達主座。日前又提議，中國如願日本實行，可提出希望條件，惟須有交換利益，日本方可對付。”
這樣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國就多革去一塊。久而久之，中國就會革完了。讀者不要以為我故意張大其詞，孫袁的競爭不過是個例子，假若不為篇幅所限，我可證明民國以來的外交，沒有一次外交當局不受內戰的掣肘，我更能證明沒有一次內戰沒有被外人利用來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變為什麼在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發生呢？一則因為彼時遠東無國際勢力的均衡，二則因為日本人知道彼時中央為江西共黨所累，為西南反蔣運動所製，絕無能力來抵抗。在中國近年的革命，雖其目的十分純潔，其自然的影響是國權和國土的喪失。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