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夢也因這些朋友得以繼續，文學無疑是一件神聖的事業，但也更是一件孤獨的事業，因為沒有人能代替你來工作，也沒有人可以合作，稍不努力，就會崩潰和放棄。我們隻得互相鼓勵，有時幾乎接近於互相吹捧，最明顯的一次，是我和李馮坐在南大南園門口一側的一柄花花綠綠的遮陽傘下，各自手拿一瓶冰鎮啤酒，大聲恭維對方，我說他是未來的索爾。貝婁，這個人可是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但我一點也不吝嗇送給了李馮，他說我是明日的博爾赫斯，這個高帽自然也不低。我們彼此都笑納了。旁邊雖然人來人往，但我們卻置若罔聞，一點都不臉紅。
99年冬天，我到武漢辦事，作家張執浩在他的工作單位武漢音樂學院附近設宴招待我。我們之前並不相識，彼此都隻知道是校友，席間大家回憶往事，偶然談起，才知道我們的作品發表在同一期《搖籃》上。他是曆史係畢業的，當時寫詩，現在寫小說，他也是60年代出生的所謂新生代作家裏很出色的一個。一起吃飯的還有不擅言辭的詩人劍男，他的那些格調古典充滿沉思的詩篇我一直很喜歡，同樣，他的詩也曾和我的小說發在同一期《搖藍》。他是我的師兄，是中文係84級的，畢業後留校，辦一本中學生刊物，教小孩子們如何寫好作文，如何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他自己當然已無須為高考操心，業餘仍在寫詩。上個月，他寄給了我一本他新出的詩集《隨筆和斷章》，其中的詩句讓我恍若再次回到那個年代。
當年和我的小說發在一起的一篇頗有鬱達夫《沉淪》色彩的小說的作者，如今已是武漢大學中文係的一名神情嚴肅的博導，不知他是否還好意思像我一樣對學生們聊起自己早年的作品。他的那篇小說我們剛開始看的時候，還以為是一篇黃色小說。當然，和現在的一些更為年輕的作家的也更為生猛的作品比起來，它就像塗上了一層金粉的泥塑遇到了水，幾乎已經完全褪盡了顏色，隻能用蒼白二字來形容了。
但我最想見到的是美術係的易陽，那期《搖籃》帶有畢加索味道的封麵，還有我的小說的插圖都是他做的，他那德國表現主義的畫風讓我著迷，直到今天，我還能在腦海中複現那些插圖。他是86級的，我們在校時和離校後都沒有見過麵，前天，我偶上母校網站，看到一則關於他的消息，他還在美術係，如今已是一名很有影響的版畫家。不知他還記不記得過去他為《搖籃》所作的那些插畫，更不知他還記不記得我這個不知名的校友。
94年我從南大碩士畢業後來到交大文藝係工作，一個人住在交大閔行分部9號樓的一間宿舍裏，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人和我談文學，也沒有人和我談天，甚至沒有人和我談我最喜歡的女影星張曼玉小姐。
那時閔行校園還很冷清，我經常和一起分來的幾個朋友，沿著學校對麵的一大片荒涼的田埂走到黃浦江江邊，江水在流動，黃昏的陰影下，霧氣在若有若無地升騰，我感到了寂寞，也感到了一種深深的孤獨。我在想，我的文學夢是否會在交大終結？
出於恐懼，也出於習慣，有時我會在夜深人靜之時，強迫自己從床上爬起來，打開台燈寫作。我常常一直寫到天明。在淡藍色的晨曦中，推開被風吹得呼呼作響的窗戶，看遠處操場上正在進行早鍛煉的學生一圈又一圈地跑步。
那時手機還叫大哥大，要賣兩萬元一個，而我的工資是每月447元人民幣，不過，即使有，也不能發短信息，當時也沒有E-MAIL，隻能寫信，但昔日的朋友們也大都像我一樣，正在文學的道路上苦苦摸索和煎熬，所來的信極少，即使有，也隻有三言兩語。可我還是經常到徐家彙校本部去拿信，我們係在老圖書館底摟，辦公室是一間異常空曠的大屋子，天花板上的石膏做成的西洋花紋已經脫落，地板也有不少窟窿，但陳舊的屋角卻難以置信地擺著一台錚亮的立式鋼琴，鋼琴邊，有一個空紙箱，裏麵沒頭沒腦地堆放著係裏老師的來信，我常常一言不發地把厚厚的一撂信件翻閱一遍，然後失望地坐在鋼琴前，打開琴蓋，胡亂按幾下琴鍵，來排遣一下我的苦悶之情。
多年後，我碰到已在華東師大中文係榮升教授的批評家楊揚，他告訴我說，他在我之前也曾在交大文藝係待過，那時他住在本部，因為沒有人交流，在交大也感到孤獨的厲害，有時晚上就一個人跑到係裏去彈那台鋼琴。直到校衛隊來敲門他才怏怏地回去睡覺。後來，他覺得實在待不下去，才又考回了華師大讀博士。
我想，彼時，他奏出的琴聲一定和我一樣雜亂無章。
但是，一次，突然，應該是很突然地，我在那個紙箱裏翻出了一封寄給曹明華的信，我不禁心裏驚呼了一聲，曹明華在交大？在我們係？我馬上拿著這封信去問在辦公室值班的同事，果然，這個曹明華真的就是那個在八十年代以一本《一個女大學生的手記》風靡一時的女作家曹明華。當時曹明華的這本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列在“五角叢書”名下出版的薄薄的小冊子，不僅是女大學生的枕邊書，也是眾多男大學生手不釋卷的愛物，它文筆清新，情感真摯，遠勝於後來興起的什麼小女人散文，小男人隨筆，其品格更是後來網絡上所流行的什麼“親密接觸”，“今夜無眠”，“就是不分手”等文章所不及。它也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八十年代大學校園裏的那股純真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