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我也當了大學老師，才深深地體會到了當年給我們上課的那些老師對學生的寬容是多麼的難能可貴。那時我們經常不上課，遲到了就當著老師的麵大搖大擺地走進教室，最過分的是，不管哪個老師的課，隻要聽了一會，覺得不滿意，就立即從離自己座位最近的那扇門走出去，而不管是後門還是前門。
但如果你以為這樣一來，那個正在講課的老師因此會注意到你，那就錯了。
前年秋天，大學裏曾給我們講過中國現代文學的黃曼君老師到紹興參加學術會議，途經滬上，在王鴻生兄的召集下，我們幾個畢業於華師中文係的人一起為黃曼君老師接風洗塵。十幾年沒見，黃曼君老師依然是那樣的健談，也依然是那樣的年輕和風度翩翩。因為鴻生忙著張羅酒菜和招呼黃曼君老師，忘了介紹我的身份，等到觥籌交錯之際，我不禁自作多情，主動向黃曼君老師敬酒，向他表示歉意，當年上他的課時，我曾不止一次中途退席，在眾目睽睽之下從他麵前走過。但黃曼君老師扶了扶那副圓圓的厚厚的眼鏡，卻一臉迷惘，怎麼也想不起來我是誰。
也許，應該這麼說，他從來都不知道我是誰。這當然和黃曼君老師的近視無關。在那個年代，像我這樣的學生太多了。而像黃曼君老師這樣的人也太多了。有的老師，甚至在第一節課就對我們說，如果覺得他的課講得不好，大家可以不來，回去自己看書，隻要期末考試時來一下就行了。
顯然，這種寬容幾乎已是縱容了。但在那個年代，大學裏幾乎每個老師都在鼓勵學生按照自己的個性或者癖好去學習，去生活，好像不這樣就不足以為人師表，更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個性一樣。
而現在，不要說是上課了，哪怕是開一個講座，我都希望在座的學生麵麵俱到，堅持到最後，如若有人膽敢中途退場，我一定會恨之入骨，並下定決心在以後再上課時首先拿出四十五分鍾來整頓學風。但我對學生在下麵看英語，發戀愛短信息，編電腦程序，卻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畢竟畢業後他們要靠這些東西去找工作，而不是靠藝術的起源，柏拉圖的影子說，司空圖的詩品這些玩藝去謀生。所以，在如此大的壓力之下，上課時用手機互相發發愛情短信息，也是苦中作樂，可以理解的了。
看著講台下一張張越來越年輕的臉，我知道，一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那個時候，參加英語四六級的考試隻是自願，誰要開口講英語不是外文係的就是神經病，啞巴英語這個術語還沒聽說過，到電腦房去學永遠也用不上的BABIC語言時不僅要換上拖鞋，還要小心翼翼地穿上白大褂，在學校唯一的空調屋子裏，摸著潔白的鍵盤，我們每個人都緊張的流出汗來，而WINDOWS在哪裏連比爾蓋茨都不知道。除了偶爾上上課外，就是不停地聽講座，薩特，弗洛伊德，海德格爾與老子，看西方的詩歌，小說，象征主義，意識流，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在寢室裏擠在一起聽一台老卡帶的破錄音機放崔健的一無所有，穿著軍大衣到露天電影院看張藝謀的紅高粱，12月，望著窗外飄墜的雪花和穿黑鴨絨衣的胖女生，在水房裏光著身子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搞詩歌朗誦會，隻是為了朗誦自己的詩，模仿正規的文學雜誌編手抄的和油印的小刊物，發自己發不了的小說，散文和評論，還像模像樣地用魯迅雜文的筆法寫編後記，動不動就說自己想起了先生的某句話，同時虛擬出一群所謂的正人君子進行攻擊，以抬高自己的身價。
工作？對我們來說，這根本不是個問題，有肉食者自動謀之，我們的書記多次說要把我們弄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什麼地方最艱苦？西藏，還是新疆？布達拉宮還是吐魯番？這兩個地方我們都想去很久了。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會想到自己學的東西有用沒用？又怎麼可能想到今後還要靠什麼謀生？盡管華師號稱是師範大學，且為突出這一特色，開設了教育學，心理學，還有中教法，即中學語文教學法的簡稱，等一些專業課程，可沒幾個人能記得我們到底學了什麼東西，因為，壓根就沒幾個人想過自己將來會去當老師，或者說，壓根就沒想到自己以後還要去工作。因此，如果說，一個名叫誇美紐斯的外國教育家（僅此而已），感覺和神經的讓人困惑的定義，還有中教法這個特有的名詞，就是這三門課程留給我的唯一的印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上個星期，我的大學同學黃夏林從桂林來上海出差，和我聊起一件趣事，他說他去年曾到母校一遊，有幸和我們當年的漂亮的女輔導員見了一麵，談起我們前後幾屆同學的近況，我們的輔導員忍不住長歎一聲，痛感當時學校的秩序太亂，學風不好，大家都像瞎子摸象一樣，自己在那裏亂學，以至於我們都沒有受到良好的專業教育，和後來的師弟師妹們相比，素質很不過硬。
我聽了不禁啞然失笑。
94年我從南大碩士畢業，到交大人文學院文化管理係工作，到現在也有快十年了，在這些年裏，我發現學生對老師反應的最多問題是，我們學了這些有什麼用？文化管理係在交大算文科，一二年級以中文的課為主，三四年級則主要是法律經濟營銷廣告會計一類課程。這個問題，一二年級的學生最喜歡問，到了三四年級，則很少有人問了。原因很簡單，一二年級學的文學史，美學，藝術概論一類的課程，他們覺得將來沒用，而三四年級的應用性課程找工作時能給他們以自信和踏實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