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並不以為這有什麼不好，和我們那個時代相比，社會對大學生的要求更高也更細了，相對來講，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隻要你是大學生就行，社會對你的專業技能等並無明確要求，這是因為社會本身的分工和專業化色彩並不強，開句玩笑，那時大學生畢業就是幹部，幹部是不需要專業的。而現在已完全不一樣了，都變成人力資源了。因此，為了生存，學生也好，家長也好，甚至老師也好，都希望學生能夠按照社會的要求來學習和塑造自己。今年暑假前，係裏的同事在一起討論我們的課程設置時，一致認為，我們係三四年級的課程安排應該更實用，也更明確具體一些，因為我們曆屆學生主要是到和文化相關的單位工作，如出版社，報社，雜誌社，電視台等，所以，我們有必要將課程再予以細化，或者增加出版，編輯，新聞寫作等課程，以使學生無論是在畢業前找工作還是以後做工作，都能立即上手。
畢竟不是十幾年前了。
91年大學畢業，我考上了南大的碩士。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為了能和女朋友在一起，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到南京這座散發著無窮魅力的古老的江南文化大城去繼續我的文學夢。因為那個時候，已有了北京搞理論，上海多批評，南京出作家的說法。我選擇南京，就是為了選擇當個作家。事後證明這個選擇是對的，通過和我同屋的古典文學研究生，同時也是默默無聞文學青年李馮，我認識了詩人小海，以及剛開始寫小說的韓東，和更多熱愛寫作的朋友。一條路就這樣走了下去。
那時，和我同齡的國賓在山西的一所大學讀書，因為喜歡北京的文化氣氛，畢業後，他設法到北大進修碩士課程，之後又到遼寧的一家效益很好的出版社工作，但幾年後，出於對文學事業的熱愛，他又考進了南大中文係，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博士。
一切都像夢，然而又都這麼實在。
在我們的周圍，在空中，蟬鳴雀噪，有幾個人從大門進來，一路走進了太廟之中。
十年了，我才又回到這個地方。
國賓點上了一支煙，對我說。
在太廟前古柏林中，有一個攝影攤，旁邊放著一輛作為道具的轎子和豔俗的古代服飾。陽光從天空斜射下來，在相鄰柏樹的空地上，留下片片閃光的碎影。我向那個擺攤的攝影師招了招手，讓他用快速成像的寶麗來相機給我們拍了一張合影。
照片上的我們已明顯發胖。我們再也不可能是那種單薄的永遠吃不胖的十八九歲的小夥子了。
而我的大學同學黃夏林，卻比以前顯得還要瘦，還要高，他一支接一支的抽三五煙，和我一起回憶當年大家埋頭寫小說的情景。現在，他已經是廣西的一家谘詢公司的老總，每天琢磨的都是如何進行廣告提案，如何爭取客戶的事情。可見到我後，就像打開了記憶的砸門，和我不停地聊過去。那時他是我們寢室最刻苦的人，每天都拿一本鮑桑葵的《美學史》去苦讀，同時勤奮地寫作，寫小說，寫話劇，寫影評，寫評論文章，寫一切能寫的東西。
他告訴我，前年他曾將公司關掉，買了台新電腦，準備開始專心寫作。他覺得自己盡管工作了這麼多年，和文學已離得很遠，可心裏還總是想寫東西。但因為家裏有些意外的事，他不得不重新出來工作。
我陪他到衡山路泡酒吧，逛徐家彙買東西，在新天地喝咖啡，他突然問我，如果一年後他到上海來寫東西，好不好？
記得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一次丁帆老師和葉兆言師兄做個對話，把我拉去作記錄。我那時正在忍受退稿帶來的煎熬，有些絕望，就向葉師兄抱怨了一下，葉師兄隻是笑了笑，但卻認真地對我說，一個人要真想寫東西，是什麼都攔不住的，肯定能出來。
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黃夏林。
每一個時代都有一些不同的東西，比如大學的氣氛，學生的風貌，但每一個時代都有些東西不會變。變的隻是現象，變的隻是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眼光，或者說，因為我們一直在用不變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所以才會覺得這個世界什麼都變了。
其實這個世界從來都沒有變過。
總有些人去寫東西，也總有些人會為自己的興趣和理想獻身，當然，也總有很多人會為了生存，為了找個好工作去學習去奮鬥。
就像，即使這樣，也還總有人在這裏杞人憂天一樣。
我想，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是的，非常自然。
2003br8br17於上海五角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