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正因為這樣，同學們才會在談到他的勤奮的時候，同時還談到他不斷發表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的以啟蒙為主題的論文。我也是因此才知道光芒的研究方向的。而且，剛知道他的研究是以啟蒙為題的時候，我還頗有些訝異。我訝異的並不是啟蒙本身，而是以光芒這樣一個年齡的人，怎麼會去做啟蒙這個東西。
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光芒和我是同齡人，我推己及人而已。我們這一代人，大都生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受的大學教育，應該說，那個時侯，我們每一個人腦子裏都是裝了不少浪漫的或者理想化的東西的，可遺憾的是，八九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學潮，讓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對那些具有正麵意義的價值產生了懷疑，甚至是幻滅。不言而喻，這其中就有所謂的啟蒙。因為八十年代正是一個以新啟蒙為號角的時代，而我們這些被啟蒙的人麵對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突然變化的現實，以至於我們對啟蒙本身也猶疑起來，隨著這種逐漸加深的猶疑，甚至放棄或者不再思考這樣的問題，而以更大的精力去麵對時代變遷後陡然掀起的商品經濟的洪流。
但沒想到，光芒卻並未像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放棄當年的那些夢想，這讓我多少覺得有點意外。
我估計，這也許正是光芒博士畢業後選擇來南大中文係，同時南大也願意接受他來做博士後的原因。因為南大現當代文學專業的一些老師，從在碩士時就給我上過課的愛講“五四”的許誌英先生和一直在大聲疾呼要“豁蒙”的董健先生，還有他們的學生，也是我的博士導師，近年來在學界提出要重回“五四”起跑線的丁帆老師，在這個大多數人都覺得“五四”精神已經過了時的時代，仍在秉承和堅持著“五四”的一些基本的理念，試圖以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和改善當下的人文環境。而在他們的感召和影響之下，南大的現當代專業在以往那種相對比較重視學術性的基礎上，這些年來也因之形成了新的特色，那就是重學術而不輕思想，或者說，以學術為基礎，思想為追求。用丁帆老師在一次給中文係研究生所作的講座中的話來說，就是：學術終究還是需要有思想的，我們不能因產生壞的思想就不思想，即使是壞的思想也比不思想和沒有思想好。
信夫！
但我雖然這樣想來想去，可因為忙的關係，和光芒始終沒有機會見麵一談。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可就在我以為這個學期大概再也碰不到光芒了的時候，某一天，當我應約到係裏去和丁帆老師談我的論文時，卻碰見了正在隔壁的現代文學研究中心忙碌的光芒。看到我，光芒也愣了一下，但他很快想起了我是誰。因為我來的有點晚，所以向他打了個招呼後，就趕緊到丁老師辦公室去了。而因此，在和丁老師談我的論文的時候，我還有點後悔，我覺得，應該給光芒說一聲，什麼時候找個機會聊聊天。
或許正因為這樣，同學們才會在談到他的勤奮的時候，同時還談到他不斷發表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的以啟蒙為主題的論文。我也是因此才知道光芒的研究方向的。而且，剛知道他的研究是以啟蒙為題的時候，我還頗有些訝異。我訝異的並不是啟蒙本身，而是以光芒這樣一個年齡的人，怎麼會去做啟蒙這個東西。
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光芒和我是同齡人，我推己及人而已。我們這一代人，大都生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受的大學教育，應該說，那個時侯，我們每一個人腦子裏都是裝了不少浪漫的或者理想化的東西的，可遺憾的是，八九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學潮，讓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對那些具有正麵意義的價值產生了懷疑，甚至是幻滅。不言而喻，這其中就有所謂的啟蒙。因為八十年代正是一個以新啟蒙為號角的時代，而我們這些被啟蒙的人麵對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突然變化的現實，以至於我們對啟蒙本身也猶疑起來，隨著這種逐漸加深的猶疑，甚至放棄或者不再思考這樣的問題，而以更大的精力去麵對時代變遷後陡然掀起的商品經濟的洪流。
但沒想到，光芒卻並未像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放棄當年的那些夢想，這讓我多少覺得有點意外。
我估計，這也許正是光芒博士畢業後選擇來南大中文係，同時南大也願意接受他來做博士後的原因。因為南大現當代文學專業的一些老師，從在碩士時就給我上過課的愛講“五四”的許誌英先生和一直在大聲疾呼要“豁蒙”的董健先生，還有他們的學生，也是我的博士導師，近年來在學界提出要重回“五四”起跑線的丁帆老師，在這個大多數人都覺得“五四”精神已經過了時的時代，仍在秉承和堅持著“五四”的一些基本的理念，試圖以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和改善當下的人文環境。而在他們的感召和影響之下，南大的現當代專業在以往那種相對比較重視學術性的基礎上，這些年來也因之形成了新的特色，那就是重學術而不輕思想，或者說，以學術為基礎，思想為追求。用丁帆老師在一次給中文係研究生所作的講座中的話來說，就是：學術終究還是需要有思想的，我們不能因產生壞的思想就不思想，即使是壞的思想也比不思想和沒有思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