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夫！
但我雖然這樣想來想去，可因為忙的關係，和光芒始終沒有機會見麵一談。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可就在我以為這個學期大概再也碰不到光芒了的時候，某一天，當我應約到係裏去和丁帆老師談我的論文時，卻碰見了正在隔壁的現代文學研究中心忙碌的光芒。看到我，光芒也愣了一下，但他很快想起了我是誰。因為我來的有點晚，所以向他打了個招呼後，就趕緊到丁老師辦公室去了。而因此，在和丁老師談我的論文的時候，我還有點後悔，我覺得，應該給光芒說一聲，什麼時候找個機會聊聊天。
出乎我意料的是，當我和丁老師談完話後，走出房間的時候，卻看到光芒正在走廊裏等我。我們寒暄了幾句後，就一起到青島路的一個餐館用餐。其間，因為我事先已經約了我的同學翟業軍吃飯，就把他也叫到了飯店。也幸好我把業軍叫了過來，因為正式坐下來之後，我才發現，敏於行的光芒其實是一個訥於言的人，更多的時候，都是我在講話，要不是同樣對現代文學所涉及的思想問題情有獨鍾的業軍在旁邊不時插上幾句，可能這頓飯吃完，我的肚子還是空的。
實際上，和光芒一樣，我同樣也是個性格內向的人。如果不是從南大碩士畢業後就一直在交大做老師，因此不得不上課，不得不和人講話的話，我可能到現在為止還不怎麼會和人交談。但是盡管如此，我和光芒卻聊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當我聊起我們的同齡人在這些年的遭遇的時候，我注意到，每次他都頻頻點頭。我們幾乎是不約而同的發現，我們這一代人，無論是在社會上事功的，還是在大學裏做學術的，有成就的人，或者，幹脆點說，還能看到一點希望的人，其實都很少，我們絕大多數的同學似乎都在近年來時代短促而又迅速的轉換中迷失了方向，並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這裏麵當然有在八十年代末的社會陡然發生轉折之後，於九十年代初彌漫在社會各個角落的那種頹喪和迷惘的情緒的影響，我記得我的很多大學同學，而且越是那些比較優秀的懷抱各種文學和學術夢想的人，越想離開大學去工作。這種情緒即使到幾年後我碩士畢業依然沒有散去，當我在90年代初碩士畢業的時候，我的碩士同學中大部分人都選擇了在學校之外工作，而不是像我那樣到一所大學去教書。而我之所以到大學教書，隻是為了方便能和在上海的女朋友團聚而已，並非有什麼遠大的理想。
今天，我們或許可以把這種有意無意的選擇，看作是我們這代人的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因為我們並不像上一代人那樣，曾經經曆過文革和上山下鄉諸多的社會事變，有著堅強的意誌和強烈的使命感，所以，不管社會發生什麼樣的動蕩，他們都能在既定的軌道上生活。也不像我們的後麵的人那樣，由於直接在一種充斥整個社會的商品氣氛中完整的成長，其神經足可適應同質的生活。我們在剛剛開始成熟的時候就遭遇了這樣一種社會的變遷，猶如一場寒流，忽然將正在萌芽的樹枝打掉，它的命運就是再也無法成長。這就好像一個人永遠停留在某一個年齡，再也無法成熟。
我們不僅與這個社會疏離，與我們的上一代人疏離，與我們的下一代人疏離，甚至，也與我們的過去，還有我們自己疏離。我們成了若有若無的一代，或者說，疏離的一代。我們有理想，可是不堅定，我們想生活，但卻沒準備。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慢慢退回到自己的內心，在憂鬱和猶豫之中消磨著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最後大多一事無成。
所以，當我和光芒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感覺上就好像是兩個劫後餘生的人再次相遇一樣，盡管有著一絲欣喜之情，但卻有著一種消抹不去的淡淡的憂傷。
當然，這隻是我心內的一些稍縱即逝的零散的情感，實際上我們的談話卻並沒有這麼纖細和傷感。我告訴光芒，就像我和他一樣，雖然當年我們這批人大都離開了學校，可現在卻一個一個正在歸來。不說我常在南大的校園裏看到當年和我同住一幢樓的那些哲學係，曆史係還有政治係的碩士時代的朋友，如今都像我一樣不約而同的重回母校來讀博士，就是在我現在的同學中，也不乏和我同齡且有同樣的心路曆程的人。像我的博士同學趙順宏，在89年碩士畢業後，曾心灰意冷的把自己安置於廣東的一所大學打發時光，而在撒手學術多年之後，又和我同年考到南大攻讀博士。還有我大學時代的好友任輝獻，也在法院工作多年之後，又重新燃起自己當年的學術夢，準備考到南大哲學係來攻讀西方政治和法律哲學的博士（而且，後來他果然順利的考到了南大，跟隨顧肅先生研讀西方政治哲學），都是這樣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