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大的曆史演進與時代精神的變換：從三個校長談起
不過，開始談之前，我還想把話題再具體一點，對於一個大學來說，校長顯然是作用最大的，特別是他辦學的理念及作法，對大學的影響非常直接，也常是形成一個大學的精神最直接的動力，如現在談到北大，勢必要提蔡元培，而說到清華，也不能不說梅貽琦，南大則要提羅家倫，浙大卻要說竺可楨，當然，他們自己也常常是這一個大學的精神化身，一方麵，他們塑造了這個大學，反過來，這個大學也塑造了他們，所以從大學校長入手，來談一個大學的精神的流變和傳承，是相宜的,也更具集中性和代表性。陶行知就曾說過，“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要想評論一個學校，先要評論它的校長”。（見《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473頁）下麵，我就準備選擇交大曆史上的三位校長來談談交大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逐漸發展的。
1.盛宣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到今年的4月，剛好是交大的108年校慶，也就是說，1896年的這個時候，交大誕生了。不過那時叫南洋公學，創始人為時任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懷先生，這個閑散的主管皇家祭祀的官職並不大，但他並非是純粹的官僚，更不閑散，他當時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幹將，掌管輪船招商局和電報總局的“紅頂商人”。前此一年，身為津海關道的他曾在天津創立了中西學堂，即日後有中國第一所工科大學之名的北洋大學。而他之所以要在百忙之中馬不停蹄地創辦新式學堂，其目的即為解決在辦理洋務的過程中最突出的人才匱乏問題，他直言，“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轉引自陳華新等編，《百年樹人－上海交通大學曆任校長傳略》，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頁）並且坦陳自己的心跡，“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樹人，視十年若遠，若不樹之，並無此十年矣。”（同上，第6頁）
他創立南洋的目的，卻與北洋不同，北洋大學是以學習理工知識為主的，如課程多為“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化礦諸學”，並且有“律例，礦務，製造”三個專科，還有鐵路科。而南洋則為養成“內政，外交，理財”方麵的人才（見《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第1卷，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4頁）。所以，在盛宣懷呈給光緒帝親批的《南洋公學章程》的“設學宗旨”一節中，特地指出，“公學所教，以通達中國經史大義，厚植根柢為基礎，以西國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為指歸，略仿法國國政學堂之意。而工藝，機器製造，礦冶諸學，則於公學內已通算化格致諸生中各就性質相近者，令其各認專門，略通門徑，即挑出歸專門學堂肄業。其在公學始終卒業者，則以專學政治家為斷。”（見《校史資料選編》第1卷，第36頁）也就是說，盛宣懷設立南洋公學，其著眼點是為了培養新型的從政人才，懂法律，外交，政治，和理財的人才，至於工藝製造等“器物之學”，若公學學生有此天賦或意向，則令其到“專門學堂”肄業，這也從一個方麵體現了盛宣懷對南洋公學的期許，即該校不是什麼“專門學堂”，而且，其總的教育思想也可從中看出，即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立身還須“通達中國經史大義”，謀事卻要以“西國政治家”或“日本法部文部”為標準了。
二，交大的曆史演進與時代精神的變換：從三個校長談起
不過，開始談之前，我還想把話題再具體一點，對於一個大學來說，校長顯然是作用最大的，特別是他辦學的理念及作法，對大學的影響非常直接，也常是形成一個大學的精神最直接的動力，如現在談到北大，勢必要提蔡元培，而說到清華，也不能不說梅貽琦，南大則要提羅家倫，浙大卻要說竺可楨，當然，他們自己也常常是這一個大學的精神化身，一方麵，他們塑造了這個大學，反過來，這個大學也塑造了他們，所以從大學校長入手，來談一個大學的精神的流變和傳承，是相宜的,也更具集中性和代表性。陶行知就曾說過，“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要想評論一個學校，先要評論它的校長”。（見《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473頁）下麵，我就準備選擇交大曆史上的三位校長來談談交大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逐漸發展的。
1.盛宣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到今年的4月，剛好是交大的108年校慶，也就是說，1896年的這個時候，交大誕生了。不過那時叫南洋公學，創始人為時任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懷先生，這個閑散的主管皇家祭祀的官職並不大，但他並非是純粹的官僚，更不閑散，他當時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幹將，掌管輪船招商局和電報總局的“紅頂商人”。前此一年，身為津海關道的他曾在天津創立了中西學堂，即日後有中國第一所工科大學之名的北洋大學。而他之所以要在百忙之中馬不停蹄地創辦新式學堂，其目的即為解決在辦理洋務的過程中最突出的人才匱乏問題，他直言，“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轉引自陳華新等編，《百年樹人－上海交通大學曆任校長傳略》，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頁）並且坦陳自己的心跡，“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樹人，視十年若遠，若不樹之，並無此十年矣。”（同上，第6頁）
他創立南洋的目的，卻與北洋不同，北洋大學是以學習理工知識為主的，如課程多為“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化礦諸學”，並且有“律例，礦務，製造”三個專科，還有鐵路科。而南洋則為養成“內政，外交，理財”方麵的人才（見《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第1卷，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4頁）。所以，在盛宣懷呈給光緒帝親批的《南洋公學章程》的“設學宗旨”一節中，特地指出，“公學所教，以通達中國經史大義，厚植根柢為基礎，以西國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為指歸，略仿法國國政學堂之意。而工藝，機器製造，礦冶諸學，則於公學內已通算化格致諸生中各就性質相近者，令其各認專門，略通門徑，即挑出歸專門學堂肄業。其在公學始終卒業者，則以專學政治家為斷。”（見《校史資料選編》第1卷，第36頁）也就是說，盛宣懷設立南洋公學，其著眼點是為了培養新型的從政人才，懂法律，外交，政治，和理財的人才，至於工藝製造等“器物之學”，若公學學生有此天賦或意向，則令其到“專門學堂”肄業，這也從一個方麵體現了盛宣懷對南洋公學的期許，即該校不是什麼“專門學堂”，而且，其總的教育思想也可從中看出，即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立身還須“通達中國經史大義”，謀事卻要以“西國政治家”或“日本法部文部”為標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