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這一切在今天都已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時間在變化，人們的觀念也在發生改變，也更能平心靜氣地看待過去的曆史和人物。
說到交大不重視，自然也有相似的原因，如對昔日校友中聲名顯赫的政經人物，蔡鍔，鄒韜奮，邵力子，黃炎培等，幾乎年年列在招生宣傳的海報上，以吸引考生的眼球。不過，還有一點，卻是交大的“難言之隱”。百多年來，交大一直是以“求實學，務實業”為招牌的工科強校的麵目出現在國人麵前的，所推崇的自然是那些在理工領域作出貢獻的校友，老的如錢學森，茅以升，王安等，新的如這些年陡然時髦起來的院士和IT界的CEO等，都是學校大小領導和學生們掛在嘴邊的人物，也是向媒體推介的重點。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交大這所學校有意無意間所塑造的某種精神，其實，這也符合人們對交大的期待，似乎交大培養出來的學生就應該是搞科學或搞實業的，其它的即使有，也隻是點綴而已，並不能代表交大的主流或精神。
但從這裏走出的學生，無論後來從事什麼職業，卻並沒有忘了自己是交大的學子。就像交大雖未把蔣夢麟列入“名人堂”，蔣夢麟卻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是交大畢業的一樣。如在他寫於抗戰時期的炮火中的回憶錄《西潮》裏，就深情地回憶了自己在交大的生活。他直言自己到交大讀書，是因那時他已看到西化的潮流無法抗拒，而為了拯救祖國，隻能順應這個大勢，這就是在浙江高等學堂讀書的他“渴望找個更理想，更西化的學校”而毅然離開杭州的原因，1904年夏，他乘著一艘小火輪到上海，參加了南洋公學的入學考試，“結果幸被錄取”。他的這個選擇顯然是對的，因為南洋並未讓他失望。“我是主張直接向西方學習的，雖然許多留學日本的朋友來信辯難，我卻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進了南洋公學，就是想給自己打點基礎，以便到美國留學。這裏一切西洋學科的課本都是英文的，剛好合了我的心意（見《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年版，第66頁）。”
這也說明了交大當時的開通和新銳，後來他到美國留學時，就是用南洋的學分申請入學的。但交大不僅僅是西洋學科的課程讓蔣夢麟滿意，還有另一類，即“中國舊學”的課程，也讓蔣夢麟深思，他溫習四書，研究宋明理學，從中找到了小自立身處世，大到救國救家的思想準繩。這種獨特的中西合璧的課程設計，也是起自1896年盛宣懷先生創立交大時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的具體實施，1907年秋唐文治掌校後又予以弘揚，更被後來的校長所繼承，成為交大很長一段時間裏的辦學理念和特色。但49年後，隨著新中國的院係調整和對蘇聯高教體製的學習，交大不僅取消了“中學”這一塊，就連原有的數學，物理和化學等係和管理等專業都取消，變成一所純粹的工學院。而所培養人才範圍也日漸逼窄，也就更無法與昔日相比了。
好在這一切在今天都已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時間在變化，人們的觀念也在發生改變，也更能平心靜氣地看待過去的曆史和人物。
說到交大不重視，自然也有相似的原因，如對昔日校友中聲名顯赫的政經人物，蔡鍔，鄒韜奮，邵力子，黃炎培等，幾乎年年列在招生宣傳的海報上，以吸引考生的眼球。不過，還有一點，卻是交大的“難言之隱”。百多年來，交大一直是以“求實學，務實業”為招牌的工科強校的麵目出現在國人麵前的，所推崇的自然是那些在理工領域作出貢獻的校友，老的如錢學森，茅以升，王安等，新的如這些年陡然時髦起來的院士和IT界的CEO等，都是學校大小領導和學生們掛在嘴邊的人物，也是向媒體推介的重點。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交大這所學校有意無意間所塑造的某種精神，其實，這也符合人們對交大的期待，似乎交大培養出來的學生就應該是搞科學或搞實業的，其它的即使有，也隻是點綴而已，並不能代表交大的主流或精神。
但從這裏走出的學生，無論後來從事什麼職業，卻並沒有忘了自己是交大的學子。就像交大雖未把蔣夢麟列入“名人堂”，蔣夢麟卻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是交大畢業的一樣。如在他寫於抗戰時期的炮火中的回憶錄《西潮》裏，就深情地回憶了自己在交大的生活。他直言自己到交大讀書，是因那時他已看到西化的潮流無法抗拒，而為了拯救祖國，隻能順應這個大勢，這就是在浙江高等學堂讀書的他“渴望找個更理想，更西化的學校”而毅然離開杭州的原因，1904年夏，他乘著一艘小火輪到上海，參加了南洋公學的入學考試，“結果幸被錄取”。他的這個選擇顯然是對的，因為南洋並未讓他失望。“我是主張直接向西方學習的，雖然許多留學日本的朋友來信辯難，我卻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進了南洋公學，就是想給自己打點基礎，以便到美國留學。這裏一切西洋學科的課本都是英文的，剛好合了我的心意（見《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年版，第66頁）。”
這也說明了交大當時的開通和新銳，後來他到美國留學時，就是用南洋的學分申請入學的。但交大不僅僅是西洋學科的課程讓蔣夢麟滿意，還有另一類，即“中國舊學”的課程，也讓蔣夢麟深思，他溫習四書，研究宋明理學，從中找到了小自立身處世，大到救國救家的思想準繩。這種獨特的中西合璧的課程設計，也是起自1896年盛宣懷先生創立交大時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的具體實施，1907年秋唐文治掌校後又予以弘揚，更被後來的校長所繼承，成為交大很長一段時間裏的辦學理念和特色。但49年後，隨著新中國的院係調整和對蘇聯高教體製的學習，交大不僅取消了“中學”這一塊，就連原有的數學，物理和化學等係和管理等專業都取消，變成一所純粹的工學院。而所培養人才範圍也日漸逼窄，也就更無法與昔日相比了。
蔣夢麟在交大如魚得水，他有一次還獲得了中西兩類課程考試的榮譽獎，並受到了校長的召見。他對這個獎勵十分在意，以至於在幾十年後還特地在文中記上一筆。由此也可看出他對過去學生生活的留戀。
當然，更為真切的是他對昔日交大同學的關照上。在北大檔案館，我曾看到一份蔣夢麟寫給時任北大經濟學係主任的趙乃摶的一封信，內容是蔣夢麟為南洋同學徐佩琨的《中國幣製問題》一書向其求序。這個序本來是徐佩琨希望他寫的，自然也是想借一下他這個當北京大學校長的老同學的光，但遺憾的是他因在這方麵是外行而自覺無從下筆，可他又不肯拂老同學麵子，隻好親自出麵寫了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