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們文藝學的老師中，給我們上文學概論的年輕的修倜老師恬靜而溫和，和我同寢室的阮輝煌愛屋及烏，對文藝學也著了迷。有次，他還在自己的作業中對修倜老師的一個觀點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她還特地找時間和阮輝煌認真的探討了一次。有修老師模範之前，相信現在廣東一所中學任教的他也一定是個認真負責的好老師。後來修倜老師還給我們上過電影課，其對電影的博學和熱愛，讓少年老成的黃夏林也深深為之折服。須知這頗為不易，因為在我們寢室的幾個人中，黃夏林很早就喜歡上了電影，在我們還在寫詩寫小說的時候，他已經不僅開始寫起了小說，他還寫起了被我們視作天書的電影劇本，每天夾著一本法國電影學家巴讚的《電影是什麼》在校園裏晃來晃去。修倜老師在電影方麵的造詣得到的他的首肯，自然也讓我們對修倜老師更加崇拜了。可黃夏林如今把自己文學和電影的才華都用在寫廣告詞和拍廣告片了，他早已是南寧一家廣告公司的老總。有次他來上海出差，已是滿頭華發，我們一起回憶了當年在桂子山度過的難忘的文藝生活，似乎把他的記憶喚醒了，他激動地向我表示，他要回去把公司關了寫作。還好他沒這麼做，否則他很有可能在這個商業時代變成個奢侈的乞丐。
而王先霈老師的中國批評史的課，因為是選修，我隻上了一節就放棄了。當時我已經是大四，正忙於戀愛，有時與女朋友在校園裏閑逛時，偶爾還會撞見身材高大頭發花白的王老師昂首走過。不過，我已經提前上過他的課了，當時我的班主任範明華老師讓我謄抄他和王老師一起合著的《文學評論教程》的修訂版的書稿，還真是學到了不少文學評論的知識。我也曾偶聽胡亞敏老師的敘事學，可是由於其理論實在過於複雜和艱深，隻好中途退場。前年我在杭州的一個學術會議上碰到現已成為著名學者和文學院院長胡亞敏老師，她的發言依然要言不煩，層次清晰，具有強烈的理論色彩。看來我此生是很難企及了。
同樣，教我們外國文學的老師也各有千秋。我比較欣賞的是教我們俄蘇文學的朱憲生老師。他在上課的時候經常用俄語給我們朗誦普希金的詩歌，讓人不由得為俄語的顫聲著迷。他其時可能正在研究丘特切夫，所以常把自己翻譯的他的詩歌朗誦給我們聽，有一次，他還拿出他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那時還叫列寧格勒）拍的頗為稀罕的彩色照片給我們傳閱，以體會博大的俄羅斯文學的精神。多年後，我聽一個朋友說他已調到上海師大中文係任職，可我們卻一直無緣相會。因為同在上海，我真希望哪一天我們能夠再次相遇。他十分念舊，我的室友蘇勇強考研究生時曾去找過他谘詢相關情況，他不僅熱情接待，還真心的建議他若真的走投無路，可在下年報考自己的研究生。其實，蘇勇強雖然貴為我們中文係87級的“名人”，身為著名的走廊歌星，彈得一手好吉他，且善籃球和蹴鞠，但卻因經常逃課，再加上學習成績實在一般，在朱老師心目中當並無甚印象，可作為昔日的學生，蘇勇強有事相求，他還是盡力幫助，此舉讓人頗為感懷。還有就是給我們上英美現代派文學的邵旭東老師，他“美”氣逼人，因剛從美國訪學歸來，穿著比較時尚，除一條皺巴巴的瘦腿牛仔褲外，還總是穿一雙當時無比昂貴的美國原版的耐克運動鞋，並不時在課堂上嘣出一兩句英語，與我們大聊美國風情，很讓我等視美國為神話的“哈美族”頗為折服。但我的同學，原係長跑健將，現任教於汕頭大學中文係的張衛東博士對他的印象卻不甚佳。因為張衛東覺得旭東老師的課美國生活講得太多而美國文學講得太少，兼之他素來對西方文藝理論頗為癡迷，故相較之下，在他心目中，教我們美學的邱紫華老師更有魅力，還有就是當時喜歡給對大家嘮叨海德格爾的餘虹更值得一提。讓人歎惋的是，餘虹後來在人大遽歸天國，實屬英年早逝。不然，張衛東肯定會更加推崇他。
可話說回來，雖然講了這麼多的華師中文係的“掌故”，其實作為一個本科生，我對當時的老師們的言行的了解很是浮泛，而在當年在中文係87級那一百多號人裏，我並不是個出色的熱愛學習的學生，甚至說平庸也不為過。再加上我從大一起就開始和武大的一個女孩談戀愛，一有空我就到武大玩，所以，不僅平時與同學們交往很少，就是與上麵提到的那些老師也並無多少交往。他們那些精彩的課程有的我也隻是稍有涉獵。更為遺憾的是，還有的老師的課可能隻是在課表上有，我卻從來也沒上過。其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因為受八九年學潮的影響，我們上半年基本上都沒上課，下半年則是基本上沒課上。而我直到現在還納悶，當時的那些課是怎麼考過去的，又是怎麼有成績的。現在思量，很有可能是老師們網開一麵，都給我們及格了。所以，有一天，我和華師中文係的學長，現與我在同濟中文係共事的喻大翔教授聊天的時候，我終於良心發現，慚愧地對他說，雖然我拿的是華師的本科文憑，還拿到了如假包換的學士學位，但我其實名不符實，若從實際受的教育來看，我最多隻是個華師中文係的三年製大專生而已。
一次，我偶然瀏覽網絡，看到現已搖身一變為溫州大學中文係副教授的蘇勇強博士的簡曆時，幾讓我以為時光倒流了，原來，他在介紹自己本科畢業於國立華中師範大學中文係時，還在其後厚顏加了一句評語：“根本苗紅”。但此語讓我在啞然失笑之餘，也讓我細細的考究了一番，若從在華師中文係所受到的學術的訓練而言，我覺得他的話並不為過。自1991年夏天離開母校到現在，二十年來，我也曾碰到過很多從其他比較好的學校的中文係的畢業的同齡人，在與他們的接觸中，我覺得就知識的傳授和基本的素質而言，八十年代華師中文係的本科教育還是很過硬的。前些天，我到北京出差，抽時間到在北師大工作的李霆鳴博士那裏小坐了一會。當年霆鳴與我並不是一個宿舍的，隻是因為異常仰慕長期下榻在我們寢室的武漢著名校園詩人兼華師桂子山詩社社長黃光輝，他經常來我們宿舍打“拖拉機”，所以也與我相熟。他畢業不久就到北師大讀碩士和博士，屬於“學者型詩人”或“詩人型學者”。因為他不僅寫詩還主搞詩歌批評，所以至今與黃光輝仍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像中國的那些偉大的詩人一樣，黃光輝畢業後即投身仕途，如今已是鄂西的一個縣的父母官，因此，他已不再像在華師時那樣半夜從床上爬起來點根蠟燭邊抽煙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是經常寫一些關心民生疾苦的詩歌。對於黃光輝創作上的這一轉型，霆鳴予以充分的理解和肯定。而自從遊學京畿以來，霆鳴已是閱“中文係人”無數，言談間，偶和我聊起當年在華師中文係的所受的本科教育，他同樣也讚不絕口，覺得沒有在桂子山白待四年。正是在華師打下的底子，才使他可以笑傲別的學校中文係畢業的學生。當然，霆鳴和我一致認為，這主要得歸功於當年中文係諸位老師的辛勤教育和耐心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