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作家的陡然興起，是應大時代的需要產生的，是應運而生，時勢造英雄。
當趙樹理帶著一支破筆，幾張破紙，走進抗日的雄偉行列時，他並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剛放下鋤頭，參加抗日的廣大農民一樣，並沒有覺得自己有任何特異的地方。他覺得自己能為民族解放獻出的，除去應該做的工作，就還有這一支筆。
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細流，大江推動了細流，洶湧前去。
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愛，他的希望，隻能存在於這一巨流之中，沒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處。
他同身邊的戰士，周圍的群眾，休戚與共，親密無間。
他要寫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講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傳、鼓動，就必須用戰士和群眾的語言，用他們熟悉的形式，用他們的感情和思想。而這些東西，就在趙樹理的頭腦裏，就在他的筆下。
如果不是這樣，作家是不會如此得心應手，唱出了時代要求的歌。
正當一位文藝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時候，他遇到了最廣大的場所，最豐富的營養，最有利的條件。
是的，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時代，有時要成為過去。這一條規律，在中國文學史上，特別顯著。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土地改革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隨著全國解放的勝利鑼鼓，趙樹理離開鄉村，進了城市。
全國勝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問題就不這樣簡單了。
從山西來到北京，對趙樹理來說，就是離開了原來培養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處地方，另一種氣候、環境和土壤裏。對於花木，柳宗元說：“其土欲故”。
他的讀者群也變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戰鬥夥伴。
這裏對他表示了極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覽在這新解放的，急劇變化的，人物複雜的大城市裏。
不管趙樹理如何恬淡超脫，在這個經常遇到毀譽交於前，榮辱戰於心的新的環境裏，他有些不適應。就如同從山地和曠野移到城市來的一些花樹，它們當年開放的花朵，顏色就有些暗淡了下來。
政治鬥爭的形勢，也有變化。上層建築領域，進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來。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業業，唯恐有什麼過失，引來大的災難。
漸漸也有人對趙樹理的作品提出異議。這些批評者，不用現實生活去要求、檢驗作品，隻是用幾條杆棒去要求、檢驗作品。他們主觀唯心地反對作家寫生活中所有，寫他們所知，而責令他們寫生活中所無或他們所不知。於是故事越來越假，人物越來越空。他們批評趙樹理寫的多是落後人物或中間人物。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評者欲之入地。對趙樹理個人來說，升天入地都不可能。他所實踐的現實主義傳統，隻要求作家創造典型的形象，並不要求寫出“高大”的形象。他想起了在抗日根據地工作時，那種無憂無慮，輕鬆愉快的戰鬥心情。他經常回到山西，去探望那裏的人們。
這一作家的陡然興起，是應大時代的需要產生的，是應運而生，時勢造英雄。
當趙樹理帶著一支破筆，幾張破紙，走進抗日的雄偉行列時，他並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剛放下鋤頭，參加抗日的廣大農民一樣，並沒有覺得自己有任何特異的地方。他覺得自己能為民族解放獻出的，除去應該做的工作，就還有這一支筆。
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細流，大江推動了細流，洶湧前去。
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愛，他的希望，隻能存在於這一巨流之中，沒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處。
他同身邊的戰士，周圍的群眾，休戚與共，親密無間。
他要寫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講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傳、鼓動，就必須用戰士和群眾的語言，用他們熟悉的形式，用他們的感情和思想。而這些東西，就在趙樹理的頭腦裏，就在他的筆下。
如果不是這樣，作家是不會如此得心應手，唱出了時代要求的歌。
正當一位文藝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時候，他遇到了最廣大的場所，最豐富的營養，最有利的條件。
是的，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時代，有時要成為過去。這一條規律，在中國文學史上，特別顯著。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土地改革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隨著全國解放的勝利鑼鼓，趙樹理離開鄉村，進了城市。
全國勝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問題就不這樣簡單了。
從山西來到北京，對趙樹理來說，就是離開了原來培養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處地方，另一種氣候、環境和土壤裏。對於花木，柳宗元說：“其土欲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