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十三歲的孫犁考入了保定的育德中學。那時，北伐革命的風暴已經震動了這座北方古城。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視野的擴大，孫犁開始朦朧的覺醒。麵對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和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他開始接觸社會科學著作，閱讀馬列主義書籍，閱讀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的著作，《獨秀文存》、《胡適文存》、魯迅、周作人的譯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廢名的散文、小說，都是他十分愛讀的。文學研究會提倡的“為人生的文學”，給了他巨大的深刻的影響。後來，他就專門閱讀左翼作家和蘇聯作家的作品，魯迅翻譯的法捷耶夫的《毀滅》，在《萌芽》上連載的時候，他就讀了。他對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聶維洛夫十分喜愛，因為他描寫的是農村生活的故事。孫犁後來回憶說：“現在想來，青少年時代，確是一個神秘莫測的時代，那時的感情，確像一江春水，一樹桃花，一朵早霞，一聲雲雀。它的感情是無私的、放射的，是無所不想擁抱，無所不想窺探的。它的胸懷，向一切事物都敞開著，但誰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個人，首先闖進來，與它接觸。”正是這樣，孫犁閱讀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如楊東苑的《中國文化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乃至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楊樹達的《詞詮》等等。這些著作代表著當時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這種“取法乎上”的選擇，對孫犁的成長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不滿二十歲的孫犁，還未走出校門走向社會，就接觸了社會學術的最高水準。他也關注著文藝思潮和有關社會問題的爭論。發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的爭論，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和胡秋原、蘇汶的爭論，孫犁都通過報章雜誌及時了解。他曾說，讀了這些論戰文章之後，他是站在左翼一邊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孫犁在青年時代對魯迅著作的熱愛，可以說已經到了狂熱的程度。魯迅的雜文，他讀得很多。在新出版的雜誌、報刊上，他可以憑風格認出哪些是魯迅化名的文章。孫犁不斷地、自覺地從魯迅的文學作品中吸取營養，魯迅高尚的人格、情操，魯迅為人生的文學主張，魯迅的同情弱小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孫犁的思想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茅盾是孫犁中學時代景仰的另一位左翼作家。他選注的《莊子》、他的《蝕》三部曲——《幻滅》、《追求》、《動搖》，以及後來的短篇小說《春蠶》、《林家鋪子》，現實主義的巨著《子夜》，孫犁都一一拜讀。他十分讚賞茅盾的大手筆，讚賞作家用“社會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裝書小記》·《孫犁文集》第四卷）。
1926年，十三歲的孫犁考入了保定的育德中學。那時，北伐革命的風暴已經震動了這座北方古城。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視野的擴大，孫犁開始朦朧的覺醒。麵對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和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他開始接觸社會科學著作，閱讀馬列主義書籍，閱讀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的著作，《獨秀文存》、《胡適文存》、魯迅、周作人的譯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廢名的散文、小說，都是他十分愛讀的。文學研究會提倡的“為人生的文學”，給了他巨大的深刻的影響。後來，他就專門閱讀左翼作家和蘇聯作家的作品，魯迅翻譯的法捷耶夫的《毀滅》，在《萌芽》上連載的時候，他就讀了。他對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聶維洛夫十分喜愛，因為他描寫的是農村生活的故事。孫犁後來回憶說：“現在想來，青少年時代，確是一個神秘莫測的時代，那時的感情，確像一江春水，一樹桃花，一朵早霞，一聲雲雀。它的感情是無私的、放射的，是無所不想擁抱，無所不想窺探的。它的胸懷，向一切事物都敞開著，但誰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個人，首先闖進來，與它接觸。”正是這樣，孫犁閱讀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如楊東苑的《中國文化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乃至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楊樹達的《詞詮》等等。這些著作代表著當時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這種“取法乎上”的選擇，對孫犁的成長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不滿二十歲的孫犁，還未走出校門走向社會，就接觸了社會學術的最高水準。他也關注著文藝思潮和有關社會問題的爭論。發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的爭論，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和胡秋原、蘇汶的爭論，孫犁都通過報章雜誌及時了解。他曾說，讀了這些論戰文章之後，他是站在左翼一邊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孫犁在青年時代對魯迅著作的熱愛，可以說已經到了狂熱的程度。魯迅的雜文，他讀得很多。在新出版的雜誌、報刊上，他可以憑風格認出哪些是魯迅化名的文章。孫犁不斷地、自覺地從魯迅的文學作品中吸取營養，魯迅高尚的人格、情操，魯迅為人生的文學主張，魯迅的同情弱小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孫犁的思想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茅盾是孫犁中學時代景仰的另一位左翼作家。他選注的《莊子》、他的《蝕》三部曲——《幻滅》、《追求》、《動搖》，以及後來的短篇小說《春蠶》、《林家鋪子》，現實主義的巨著《子夜》，孫犁都一一拜讀。他十分讚賞茅盾的大手筆，讚賞作家用“社會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裝書小記》·《孫犁文集》第四卷）。
孫犁後來在總結他在育德中學的讀書生活時曾這樣說：
“無論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麵八方襲來的風雨。個人的愛好，都要受時代的影響與推動。我初中畢業的那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第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在這幾年中，我們的民族危機，嚴重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保定地處北方，首先經受時代風雲的衝擊。報刊雜誌、書店陳列的書籍，都反映著這種風雲。”（《與友人論學習古文》·《孫犁文集》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