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的”是個萬花筒
時下，很多時髦的東西都往文化上靠，有人把出租汽車“麵的”的興起，也跟文化現象聯係起來。我說不出它是文化的哪一種，但對“麵的”還是很有些感情的。盡管“麵的”有拒載、宰客、安全係數低和速度慢等缺點，但它的優勢也是顯而易見的：便宜，堵車不跳字；載人多，具有平民性。與任何事物都分檔次一樣，車也是分檔次的。車的等級，會引發出坐車人的不同感覺，我覺得打“麵的”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如果說，生活是一種回聲，“麵的”是生命的載體，在“麵的”的世界裏，生命該是怎樣的一種回聲？我想也應該是五彩繽紛的。
對於熱愛生活的人來說，坐“麵的”也會十分歡愉，感覺也會十分興奮；對於厭倦生活的人，即使整日坐“奔馳”，恐泊也看不到窗外美景，總是心灰意懶的。人活一種感覺，有一次我的“麵的”感覺就十分難忘。1994年10月，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領《人民文學》雜誌社頒發的小說獎。午飯後，獲獎作家張宇、劉醒龍、石鍾山、徐坤等朋友鼓動該刊大編輯李敬澤帶他們到哪兒玩玩。李敬澤說去我那裏玩。當時我正在亞運村一家公司混。我們就出去打車，我先迎來一輛“夏利”，心裏想，這麼多人，打兩輛“夏利”也裝不下，先走一輛“夏利”，後邊的隻能坐“麵的”了。我就讓敬澤帶女士們先坐“夏利”走了，我和張宇、劉醒龍、石鍾山等人坐“麵的”，上車後就嘻嘻哈哈地侃開了。人多話茬兒也豐富，天南地北說一通，一路上大家都非常開心。當時我就想：“麵的”挺好的。到奧體中心東門，彙合了李敬澤他們，李敬澤說：“還是坐‘麵的’好，多熱鬧。”我猜出他跟女士們坐著拘束了。誰也不能禁止人說笑，但說笑也是分環境的，是“麵的”給了我們一個說笑的環境。這環境包容著文學與友誼、激勵和歡樂。這樣的聚團兒，人生能有幾何？
我認識一位大款，手提大哥大，腰裏有硬貨。他為人豪爽，請客大方，自己也有一輛寶馬牌豪華轎車。有一次，我們一起辦事，他的專車被人借走了，隻好到公路旁打的。“夏利”和“皇冠”一輛接一輛閃過去，我以為他該坐好些的車，可他卻打了“麵的”。我可以推算這位大款打“麵的”的心理。如意的生活便是平凡的生活，“麵的”載動著人們的平凡生活。這裏也有我們看不見的一麵。
透視“麵的”，我有這樣一種思考：走得慢的人，隻要他不喪失目標，也比漫無目的地徘徊的人走得快。“麵的”也是這道理。如果一輛車不知道要駛向哪個方向，那麼任何風向對於它來說都是逆向。“麵的”雖慢一些，但它有自己的方向。相比較而言，它比公共汽車要快吧？去年在北京，我見到過一位拾破爛兒打“麵的”的老頭。老人胡子拉碴的，穿著髒亂，手拎幾個裝雜物的蛇皮袋子，很神氣地攔截“麵的”。我問他：“拾破爛兒為啥打的？”老頭說，要到幾個賓館劃拉垃圾找他需要的東西。我看見袋裏裝著易拉罐和茅台酒瓶子之類的東西。他從這個賓館裝完又到另一個賓館去，這其間有時間限製，因為賓館清理垃圾不可能等他。他算準了時間打的去，雖然他打“麵的”一趟要花十元錢，但所賺的卻是高出車費幾十倍的利潤。我問他，“為啥不打‘夏利’？”他笑著說：“‘麵的’寬綽，一上午可裝一整滿車雜貨。”他說話時，一直把破爛說成雜貨。我終於明白了，盡管“麵的”是慢的，但麵的對於拾破爛兒的老人來說卻是快的，因為他的目標極為明確，他打車進賓館直奔垃圾箱而去。我感到新奇好笑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思考。這不僅僅是打“麵的”的問題，而是說明普通人觀念的變化。市場經濟滲透每個環節，時間便是金錢。拾破爛兒的老人還跟我說，他喜歡喝二鍋頭，喜歡桑拿浴。他每星期都去蔣宅口桑拿中心桑拿一回，享受享受。我從這個小窗口望去，看見了拾破爛兒老人的另一麵。別擔心勞苦會使人委頓，別擔心享受生活會使人墮落，相反，享受生活會使人更加熱愛生活。日子將人們浮蕩起來，催得人們忙忙碌碌。“麵的”不歇息地奔跑在都市的各個角落，幾乎成為都市的一景了。讓每位普通人都能感受到“麵的”方便，還能看到與“麵的”相關連的生活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景觀。我們隻知道坐“麵的”獨行，卻不知道“麵的”在明天將展開一個怎樣的故事。也許有一天，“麵的”會隨著社會發展而從生活裏消失。這是欣慰的告別，但還是要產生難以言說的追憶的。
“麵的”，你發出生活韻律的腳步聲，應該以怎樣的節奏、怎樣的形象才能載動生命的喜訊？這是我們這些普通人最關注的文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