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麵
1982年，大學畢業的我在省報文藝部做編輯，突然就對每天按時上班下班，整日伏案編稿發稿產生了厭倦。我向往一種散漫而新奇的工作，就堅決要求去農牧部當記者，因為這個部門的記者可以去草原，騎大馬，住帳房，吃糌粑，更可以長年累月不來報社上班，因為他們到遙遠的地方采訪去了。
在那遙遠的地方，有個好姑娘，人們經過了她的帳房，都要回頭留戀張望。
這是何等詩意的描述，而在我青春浪漫的企盼中，不僅僅是經過她的帳房，而是要進入她的帳房，因為草原上的姑娘大都是很開放的。
我的要求有幸被獲準，而且成了青年人勇於去基層吃苦鍛煉的典範。如此，我就有機會於1983的初夏去采訪早巳在我視野中的柴達木軍墾。農建師師部負責宣傳的老金接待了我。他說：你來得正好，有個殺了人的知青逃亡六年後抓回來了，你要是有興趣采訪，我給你聯係一下，我們都很同情他，但又救不了他。我說他為什麼殺人？老金說為了愛情。我說那我肯定有興趣。於是就拿著省報的介紹信，通過保衛部門，見到了這個叫老木的殺人犯。
一連幾天，我都在一間簡陋的平房裏和這個英俊高大的殺人犯談話。他已經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了，說著說著就會哭，哭完了又說：我不後悔，我對我做過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後悔。
采訪結束後老金問我：怎麼樣，能寫一篇東西吧？我說能。果然就寫了一篇很長的通訊。遺憾的是我未能將它發表出來。省報作為黨的機關報不便於為一個死刑犯在動機和原因上開脫罪責，盡管報社也很同情他。正如領導所說：小楊啊，要報道典型，要從積極的方麵反映生活，要讓人看到光明。我深以為然。
但出於對苦難的尊重，我沒有丟棄我的采訪資料，十多年以後，當我整理舊物時，我發現那些口述實錄的資料依舊那樣鮮活、生動，且對今天的生活或多或少有一種說明和補充。我知道我有了把它寫出來的衝動，因為有很多罪其實是非罪，有很多非罪其實是罪，而小說的目的，就是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把罪寫成非罪，把非罪寫成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