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以上三種劃分方式，各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都有其劃分的理由，也都有其合理性，故談不上正誤。而在上述幾種劃分方式中，影響最大、最為大家所認同的是第三種劃分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著名黨史專家龔育之、石仲泉擔任首席專家的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點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和基本經驗”的研究結論。這個研究項目起始於2004年，2009年9月出版了研究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曆史進程與基本經驗》。對於研究成果，首席專家之一的石仲泉曾在2010年撰文加以介紹，指出研究成果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進程，從總體上說是同質的”，為此按照中國共產黨90年的曆史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分為了三個曆史時期，即三個30年：“第一個’30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8年）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1921-1949）’；第二個’30年’（新中國成立後的29年）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準備（1949-1978）’；改革開放新時期一直到現在的第三個’30年’，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1978——）”。對於這些結論，在這之前的2005年另一個首席專家龔育之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也已先有相同表述：“三段曆史，兩次飛躍，三大成果，這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總的曆史進程的簡單概括。“2006年6月17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市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壇上，石仲泉也用“三二二三”來表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即三個曆史時期，實現了兩次曆史性飛躍，探索出兩條中國特色的道路，創立了作為指導思想的三大理論成果。2011年6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書，他在“主編者言”中說明該書主線時又概括為：三、二、二、二、三、二，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個時期（三個3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次偉大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初步建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兩次曆史性飛躍，兩條中國特色的道路，三大理論成果，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後將三大理論成果概括為兩大理論體係。認為“這樣的表述凸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90年曆史所獲得的實踐之果和理論之果”。
第三種劃分以曆史為基礎，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發展及成果為紐帶和標誌，便於厘清和掌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也便於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發展同步的結論。我們在總體上讚同這種劃分方式的立論依據和基本點，但在曆史進程的具體劃分上我們受這種劃分方式的啟發，想提出另一種思路：按照馬克思主義“三化”理論成果的誕生進程來劃分，即將馬克思主義“三化”的曆史進程按照兩次曆史性飛躍所產生的兩大理論成果來劃分為兩大曆史階段：第一階段，馬克思主義“三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第二階段，馬克思主義“三化”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兩大曆史階段都經曆了從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到曆史性飛躍的實現，再到繼續發展推進的基本過程。
對於以上三種劃分方式，各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都有其劃分的理由，也都有其合理性，故談不上正誤。而在上述幾種劃分方式中，影響最大、最為大家所認同的是第三種劃分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著名黨史專家龔育之、石仲泉擔任首席專家的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點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和基本經驗”的研究結論。這個研究項目起始於2004年，2009年9月出版了研究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曆史進程與基本經驗》。對於研究成果，首席專家之一的石仲泉曾在2010年撰文加以介紹，指出研究成果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進程，從總體上說是同質的”，為此按照中國共產黨90年的曆史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分為了三個曆史時期，即三個30年：“第一個’30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8年）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1921-1949）’；第二個’30年’（新中國成立後的29年）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準備（1949-1978）’；改革開放新時期一直到現在的第三個’30年’，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1978——）”。對於這些結論，在這之前的2005年另一個首席專家龔育之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也已先有相同表述：“三段曆史，兩次飛躍，三大成果，這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總的曆史進程的簡單概括。“2006年6月17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市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壇上，石仲泉也用“三二二三”來表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即三個曆史時期，實現了兩次曆史性飛躍，探索出兩條中國特色的道路，創立了作為指導思想的三大理論成果。2011年6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書，他在“主編者言”中說明該書主線時又概括為：三、二、二、二、三、二，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個時期（三個3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次偉大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初步建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兩次曆史性飛躍，兩條中國特色的道路，三大理論成果，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後將三大理論成果概括為兩大理論體係。認為“這樣的表述凸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90年曆史所獲得的實踐之果和理論之果”。
第三種劃分以曆史為基礎，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發展及成果為紐帶和標誌，便於厘清和掌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也便於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發展同步的結論。我們在總體上讚同這種劃分方式的立論依據和基本點，但在曆史進程的具體劃分上我們受這種劃分方式的啟發，想提出另一種思路：按照馬克思主義“三化”理論成果的誕生進程來劃分，即將馬克思主義“三化”的曆史進程按照兩次曆史性飛躍所產生的兩大理論成果來劃分為兩大曆史階段：第一階段，馬克思主義“三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第二階段，馬克思主義“三化”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兩大曆史階段都經曆了從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到曆史性飛躍的實現，再到繼續發展推進的基本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