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羊城晚報《郭敬明們為什麼這樣火》）
一方麵，部分人文書店因為讀者寥寥，租金上漲而紛紛關門，另一方麵，因為要求簽名者太多而洛陽紙貴一書難求。這種相互矛盾的信號也許讓人惘然：中國的閱讀究竟是一種什麼狀況，中國人的閱讀是呈下降趨勢還是像南國書香節上那上萬粉絲般激情高漲呢？
為了解答中國的出版現狀和閱讀狀況，我們還是來回顧一下三十年國人的閱讀經曆。因為中國人的閱讀不僅是精神成長史，也是中國社會飛速發展的一個折射。在座大多數聽眾的閱讀都可能主要是發生在近三十年中。梳理我們的閱讀史，可能就能找到這種變化的軌跡和背後的故事。
一、三十年的閱讀風景
80年代與精英閱讀
20世紀80年代初，“文革”結束，百廢待興，剛從上十年的書荒中度過的一代人，如饑似渴地尋找可以閱讀的內容。這個時期，閱讀不僅是獲取知識，更成為思想解放和尋找個人價值的一種社會共識，後來有人稱此為“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
傷痕與反思:人的價值的尋找
1978年，盧新華在《文彙報》發表短篇小說《傷痕》，劉心武在《人民文學》發表《班主任》。這兩部短篇小說產生的影響出乎人們的意料，大家爭相閱讀，探討小說中所揭露的“文革”對人的心靈的戕害。人們從正、反兩個方麵開始了關於“人的本質、價值、使命、尊嚴”的思考與論爭、閱讀。
伴隨著“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天安門詩抄》成為人們思想和情感解凍的代表性讀物。手抄本小說《第二次握手》的出版，對人性、人的情感、人的價值等問題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現代派、文化尋根、西方哲學等中西文化潮流接踵而至，薩特的哲學書《存在與虛無》等、加繆的小說《局外人》《鼠疫》等成為人們閱讀追捧的對象，社會上出現了“薩特熱”，存在主義成為許多年輕人的新信仰。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著作《夢的解析》等，不僅成為人觀照自身的窗口，也影響了文學和心理學、哲學等眾多領域。當時，幾乎每位大學生都是美學家，或者說是哲學家。他們津津樂道於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和李澤厚的《美的曆程》，口必稱薩特、弗洛伊德，大家討論人的審美情趣、如何做人、終極關懷等話題。
反思文學是傷痕文學的發展和深化。較之於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不再滿足於展示過去的苦難與創傷，而是力圖追尋造成這一苦難的曆史動因；不再限於表現“文革”十年的曆史現實，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來甚至是更早的曆史階段。在反思文學這一階段，新時期文學完成了自身重要的跨越——由側重於表現時代精神到注重於張揚人的主體，由展示曆史沿革到致力於對人的心靈世界的探尋。反思文學開闊了新時期文學的視野，使新時期文學具有了更豐厚的容量與更深刻的蘊涵。張一弓《犯人李銅鍾的故事》，戴厚英《人啊人》，張賢亮的《綠化樹》，從維熙的《大牆外的白玉蘭》等一大批作品，探討造成十年浩劫的深層原因。
出版家與文化啟蒙閱讀
“文化啟蒙熱”在80年代中期達到高潮，代表性圖書有四套：一是金觀濤等編的“走向未來叢書”，主要譯介西方科學哲學等方麵的著作；二是甘陽等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主要譯介西方近代以來的哲學著作，比如尼采的《悲劇的誕生》、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等；三是湯一介等編的“中國文化書院”書庫，主要是介紹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四是由鍾叔河先生主編的介紹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走向世界的“走向世界叢書”。
湧動的大眾閱讀潮
就在知識分子尋求形而上的精神閱讀之時，大眾閱讀潮流也悄悄地展開。金庸與瓊瑤成為最受歡迎的作家。台灣和香港的金庸、梁羽生、古龍、溫瑞安以及瓊瑤、岑凱倫、亦舒、玄小佛、姬小苔等作家在大陸青少年讀者中大受歡迎。因為當時大陸並沒有簽署國際版權公約，港台圖書在大陸翻印十分普遍。
所以，80年代的閱讀兩種潮流互相融合，金庸、瓊瑤和薩特毫不矛盾，大眾文化和高端哲學並行不悖。有專家認為，“其實這並不奇怪，當時整個社會文化語境是沉浸在新啟蒙和思想解放的大環境之下的，沒有精英和大眾文化的分野，人們即使在閱讀通俗小說時，也將其納入了另一個解釋框架，比如，從言情感受到人性、人情的複歸。”如歐洲文藝複興時期一樣，對欲望的展示是對中世紀神學的反叛。就像人們普遍喜歡鄧麗君的歌，從歌聲中感受到的是人的解放，而非消費主義。
於是，在那樣一個時代，精神追求似乎有很“物質”的一麵，而物質追求又有很“精神”的一麵。有人認為，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混在一起，是為了完成一個共同的任務：讓人從過去極左的政治環境下，從計劃經濟中比較壓抑人的個性、讓個人得不到發揮的氛圍中掙脫出來，通過通俗文化達到感性的解放，通過理論和哲學達成理性的革命。
90年代與世俗化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