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通達最近的主要任務，是協調高速公路建設項目中的重大事項，直接對蕭名學負責，因為他此時還兼任了一個明陽高速公路建設項目組的副組長職務。
雖然說這個職務未必就需要他天天下工地去查看進度，但是每隔兩天過去聽取一下工程負責人的彙報，還是很有必要的，這也鬧得他這幾天回來的時候，經常是風塵仆仆的模樣兒。
聽了兒子關於出租車司機的一番話之後，陳通達的心裏麵也頗有些不平靜，關於這方麵的事情，他所了解的也不少。
除了兒子所說的這些情況以外，陳通達也聽說過，當司機們跟公司談判，發現自己的權利不能維護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走訴訟渠道和上訪，但是上訪最後是怎樣的結果呢？
結果自然是很不樂觀的，他們的上訪依然到處碰壁，好多司機就說苦點、累點都沒事，但是苦點、累點讓他們覺得最失望的，就是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伸，一些司機到各地去上訪、反映情況，回去就被抓捕或者判刑，這就讓司機感到非常寒心。
跟公司談判的路走不通，跟政府反映情況的渠道也不通，最後問題解決不了，反過來有些司機可能因此而獲刑。
想要走司法渠道應該是值得提倡的，但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的法院和政府頻頻出台文件，不允許法院受理出租司機狀告出租公司的案子，就連京城的高院也出台過類似的文件。
這就意味著把司機的訴訟權、表達權、維護權利的所有途徑全部阻斷了。
“出租車行業的真正開始發展是從八十年代初期，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麵發展，國內的出租車行業主要是由於大量的需求，各種單位開始辦出租車公司，包括很多個人自己買的車，也開始出租車運營。”陳通達回憶著以前的情況，對兒子說道，“然後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逐步的納入了這樣一個出租車行業管理，就開始要有頂燈、有計價器，有計費，各種係統。出租車的大發展是從九二年開始的，鄧公南巡提出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也就是南巡引發了整個出租車行業的井噴式的發展。”
陳明洛點點頭，知道這話說的不假，也就是從九二年開始，出現了全國性的出租車數量翻番，就像是西嶺省的省城陽朔，從九二年到九四年期間，出租車從原來的一千來輛一下子就發展到一萬兩千多輛。
正因為保有量太高了，競爭也殘酷了，所以到了現在，全國性的進入了出租車數量的管製、控製這樣一種模式，新審批的公司已經很少了，就好像是後來的網吧審批一樣，很難有新的力量加入。
“這裏麵就出現了一種壟斷經營——”陳通達說道，“什麼力量在推動壟斷經營？你肯定是認為政府本身，尤其是主管部門在這個裏麵本身就有一些利益，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是一定的，國內這種現狀，凡是賺錢的項目，基本上都是依靠壟斷經營。”陳明洛毫不客氣地指出這一點，“凡是賠錢的，那都是因為無法壟斷經營。”
他說這句話，是因為想到了自己正在進行之中的元明粉生產項目，這東西在國內也算得上是壟斷經營了，隻有幾家國營大廠子占據了市場份額的百分之九十九，掌握了市場份額也就等於掌握了定價權，至於說零星的幾家小廠子，根本就掀不起多大的風浪來，就算是他們能夠低價銷售，對於整個市場而言也無足輕重。
當然了，雖然說陳明洛的節水型龍頭也算得上是壟斷經營，但是這個跟元明粉或者說出租車市場的壟斷是截然不同的，他這個應該算是技術性壟斷，是有科技含量的，而元明粉和出租車市場的壟斷則是資源性的，完全由掌握了源頭的企業說了算。
政府在出租車行業中肯定是存在利益關係的，這是不容置疑的。
公司化管理之後，出租車公司實際上行使的是政府的出租車二級管理職能，這對於政府職能部門是有利的，因為出租車公司的出現減輕了他們的工作。
“人都是有劣根性的，尤其是中國人更是如此，當然了，中國的官員們更是如此，每一個人都想少幹活多拿錢，如果司機很多了他管起來就會很辛苦，這是一個客觀原因。”陳通達認真地說道，“除此之外就是間接利益方麵的問題，有很多地方政府關於出租車的職能管理部門都是自主事業單位，而他的費用是來自出租車公司、來自每一個司機，這樣他就跟出租車公司形成了經濟上的一種聯盟。除了從公共領域直接拿來的利益以外，很多出租車公司每年都要給政府的行業管理部門進貢或者，這些花銷從何而來，自然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事實上，現在盡管有很多司機是個體經營，但是他們依然要掛靠在公司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