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綏遠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為數甚微，長城抗戰與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車可鑒。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隻須先生一言而定，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複，先生亦得為光榮抗日英雄，圖諸淩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岐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
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之人聚而稱日，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願天下後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傑。語日：過則勿憚改。又日：放下屠刀，立即成佛。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褐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停候明教。
刹筆。
毛澤東又從頭至尾將信細閱一遍，個別字句小有改動。這封誕生在延安窯洞的信就這樣完成了。
蔣介石沒有給毛澤東回信。
隻能這樣的理解或者猜測：一、他太忙，很可能無暇琢磨毛澤東來信中的深層含意；二、毛澤東信中的話刺準了他的隱痛，使他含恨於心，卻無勇氣反駁。
蔣介石身邊的工作人員不會忘記他讀罷毛澤東的信之後的那個動作和那句話：將信推向桌子的一角，對秘書說收起來！”秘書還等待著下一句話，比如說“回信”，或者說“研究研究”。可是，他沒這樣說，許久，才吐出兩個字：“存檔！”
就在毛澤東給蔣介石寫了那封信後不久，發生了西安事變。楊虎城、張學良二將軍在臨潼扣住了蔣介石。
蔣介石被他的部屬抓起來了，了得！它不僅僅涉及到國民黨的前途、命運，甚至可以說中國的抗日事業也會因為這著棋走得不妥而受到無法挽回的損失。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很明確，天不能塌，地不能陷，抗日大局一定要化解這塊冰坨。在中共的多方艱苦努力下，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釋放了蔣介石。
釋放蔣介石的條件是：“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蔣介石滿口答應。
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氣對社會各界宣布隻要我蔣某人存在一天，中國決不致再發生反共的內戰。”
人們希望蔣介石這個千金之諾出自肺腑。
1936年12月24日，也就是西安事變不到半個月，蔣介石就這次事變的問題發表了《對張、楊的訓詞》。
蔣在訓詞中進行了“自責”，但是，更多的是他對張、楊的訓誡。
12月25日下午3時20分，蔣與宋美齡一起乘飛機從西安起程，4點半到達洛陽。
次日上午10時許，蔣氏夫婦乘飛機離開洛陽，12時20分安全抵達南京。
午後，蔣介石召集行政院和軍事委員會的聯合會議，詳細地報告了西安事變的經過，並表示想辭去行政院長和軍事委員長之意——自然這隻是他的一廂情願，要變成事實不會那麼容易的。
蔣介石回到南京的當天一直是馬不停蹄地工作。
傍晚，他在軍事委員長官邸通過秘書長陳布雷發表談話，向國人表明此刻他的心跡。談話如下：
“我因飛機顛簸，非常疲乏。我對這次西安事變的態度，一如在西安對張、楊兩氏之訓話。現在隻有等待中央的決定。我作為統帥，對於發生這次事變，深感責任重大。幸好得到政府妥善處理，全國軍政當局的負責精神，使國家安定，未掀起波動，我深表感謝。在這次事件中，內外同胞的熱烈同情和友邦朝野以及世界輿論一致表示同情，使本人不勝感激。”
當夜，蔣住所的燈光徹夜不滅，來來往往的人一直不斷……
1937年1月1日，國民黨最高軍事法庭判處張學良10年徒刑。當所有的法律手續辦完後，蔣介石表現了自己應有的“高尚風度”，他發布“特赦令”，取消判決，宣布張學良無罪。
張學良接到命令後久久不語，臉上全然是一種木然的表情。
不知他在思考什麼。不過最後他輕淡地笑了……
1937年這個初夏，蔣介石在廬山時的心情很複雜。他渴盼和平的願望當然還沒有冷卻，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用刺刀、手榴彈架在他的脖子上逼著他讓出華北乃至中國的大片土地，他不得不哀歎一聲：路斷了，我必須回去另辟蹊徑。
蔣介石的心火燒火烤一般。廬山的夏天原來也有不涼爽的時候。
他喚陳布雷到身邊，陳布雷來了，恭候他的指示。他卻不知該說什麼，一揮手，又讓陳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