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多數童話故事則是要告訴孩子們一個人的情商比智商甚至勤奮、吃苦、努力奮鬥更重要，因此非常重視對孩子進行“足智多謀”式智慧教育，比如“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救人”、“曹衝稱象”、“阿凡提”、“喜羊羊智鬥灰太狼”等故事，就是讓孩子們善於“工於心計”，讓他們也和父母一樣崇拜“運籌於帷幄之中、決策於千裏之外”、足不出戶的“足智多謀”式英雄，比如詭計多端的諸葛亮等，雖然他其實是一個失敗者。
也正因為此，中國人都不大瞧得起張飛、李逵、牛皋等這樣的英雄，因為他們是那種不讓他說話他就無法忍受、“有屁就放”、吵吵鬧鬧、直來直去、打打殺殺、衝鋒陷陣、視死如歸的“魯莽英雄”，是諸葛亮、吳用這種軍師的戰爭工具而已……
進入中學和大學教育階段，教科書及教師們向他們灌輸的做人理念是：服從既有思想和觀念；要聽“上麵”的話；不挑戰權威，穩定高於一切；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高於自我利益等。這些，當然也會讓孩子們逐漸傾向於內向性格，不知不覺中消磨了年輕人獨立思考、果斷、勇敢、創新的天賦。這些傳統觀念、文化和教育，不斷影響著國人的性格傾向。
當然，一個民族的文化是會隨著世界文明步伐的邁進和本國文化的改變而變化的，這也會導致一個民族內向、外向性格的變化。在1976年以前的“文革”中，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年輕人一旦加入“紅衛兵”的行列，在種種無法抵擋的外因作用下，外向的就變得極端外向，內向的也變得外向一些；相反，如果是被“紅衛兵”打擊的對象，那麼，內向的就變得更內向，外向的也變得內向一些。當然，這是扭曲時代的扭曲性格，不是人性的常態。
比如數學家陳景運這個人，在相對重視科學研究的“文革”前，他是被人尊敬的，他沒有畏懼和禁忌，性格可能相對外向一些；“文革”爆發後，他成了被批鬥、不許亂說亂動甚至要致其死亡的“反動人物”，他的精神和肉體幾乎被壓縮到極限狀態，肯定內向到極點了；後來“四人幫”被粉碎了，改革開放了，科學又被重視了，被徐遲的著名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渲染得光芒四射的陳景運，又變成民族的寶貝，重新獲得萬眾敬仰，這時候，他肯定又變得外向一些了！
你看，目前的中國人整體上愛動了，敢於冒險了，愛表現自己了，比如年輕農民都爭相到城市打工，許多大學生都努力到國外留學；出國旅遊的中國人遍布全世界；“跳槽”成了私企員工的家常便飯；比如“演講”已經成為一項巨大的產業，比如無數人都在企圖通過“眼球效應”尋找成功的捷徑；比如許多不聲不響、處事低調、性格非常內向的人忽然成了粉絲幾十幾百甚至上千萬的“網絡大V”，成了“一呼萬應”的“意見領袖”……這些，都在慢慢改變國際上對“中國人整體上內向”這種傳統的看法。
我們的多數童話故事則是要告訴孩子們一個人的情商比智商甚至勤奮、吃苦、努力奮鬥更重要，因此非常重視對孩子進行“足智多謀”式智慧教育，比如“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救人”、“曹衝稱象”、“阿凡提”、“喜羊羊智鬥灰太狼”等故事，就是讓孩子們善於“工於心計”，讓他們也和父母一樣崇拜“運籌於帷幄之中、決策於千裏之外”、足不出戶的“足智多謀”式英雄，比如詭計多端的諸葛亮等，雖然他其實是一個失敗者。
也正因為此，中國人都不大瞧得起張飛、李逵、牛皋等這樣的英雄，因為他們是那種不讓他說話他就無法忍受、“有屁就放”、吵吵鬧鬧、直來直去、打打殺殺、衝鋒陷陣、視死如歸的“魯莽英雄”，是諸葛亮、吳用這種軍師的戰爭工具而已……
進入中學和大學教育階段，教科書及教師們向他們灌輸的做人理念是：服從既有思想和觀念；要聽“上麵”的話；不挑戰權威，穩定高於一切；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高於自我利益等。這些，當然也會讓孩子們逐漸傾向於內向性格，不知不覺中消磨了年輕人獨立思考、果斷、勇敢、創新的天賦。這些傳統觀念、文化和教育，不斷影響著國人的性格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