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海達隻是一個普通婦女，結婚，生子，排隊領取官方文件或日用品，幹上一份出版社的美編工作。但是，特殊的地方就在於魯道夫升任了國家外貿部的副部長，她成了高幹家屬。她寫道，她不願意參與政治，“我隻要過一個安靜的、普普通通的生活”。然而，她身不由己，連成為一名黨員原本也不是她所願意的。這時，她麵臨著雙重壓力：作為家屬，她發現自己成了一件物品，一個被嫉妒、仇恨和諂媚奉承的對象。她無力擺脫一個特權階級所贈予她的一切。更可怕的是，她陷入某種政治想象的恐懼之中，對於魯道夫的遷升始終懷有不安全感。在魯道夫麵前，她勸說，爭取，公開衝突，但是毫無效果。魯道夫相信，他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前麵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擋他；直到“斯蘭斯基案件”從天而降，才讓他突然停了下來。
1948年至1953年，蘇聯在東歐多國發起了新一輪的大清洗運動。在捷克，“斯蘭斯基案件”是運動中最有影響的成果之一。斯蘭斯基戰後任捷共總書記，1951年被解除職務，1952年11月和另外十三人共同受審，以托洛茨基分子、鐵托分子、猶太複國主義分子等罪名被判處死刑，同其餘十人一起送上絞刑架。
不祥的預感應驗了。一批富於理想主義和進取心的、正直的共產黨員都背上了“反黨”、“反國家”的十字架。這就是現實。中心是“斯蘭斯基案件”，黨內生活和社會生活構成內外兩個同心圓，層層波及，不斷擴大。有關捷共黨內的政治生態，海達寫道，一個基本情況是：“在一個管理嚴格、沒有個性的政體裏麵，平庸和隨大流成了最優秀的品質。”她寫道：“對於這些人，最理想的政權是獨裁政權——讓政府和黨來照顧他們，讓政府和黨代替他們思維。有了黨和政府，也就有了報複那些嫉恨已久的仇人的機會。獨裁的國家離不開打小報告和暗中監視：你不聰明、不自覺、不誠實嗎？對黨的忠誠和奴才般的順從，就是最好的代替。”一麵是無知和服從，一麵是殘酷鬥爭，充斥黨的基層以達於最高機構，所以像“斯蘭斯基案件”這樣重大的冤案能夠順利演進便毫不足怪。涉案人員包括海達所深為信賴的魯道夫在內，不但不曾作出申訴和抗辯，甚至編出一套反黨叛國的供詞誣陷自己，還不斷給自己添加新的“罪行”。如此匪夷所思，目的僅在於犧牲個人以服從組織，證實中央決策的正確性。
對此，海達寫道：“那些為了某個崇高目標而願意犧牲自己幸福的人，不久就會讓沒有同樣意願的人在壓力下做出同樣的犧牲。一個沒有自我犧牲就不能運作的製度，是一個不完善的、具有破壞性的製度。”
作為家屬，海達不能不相隨作出巨大的犧牲。自魯道夫被捕之後，她的處境變得極其險惡。她被抄家，被訊問，被隔離，被監視。她找關係救人，想不到的是，連找過的人都被國安局列入黑名單，曾經同情她的人接連遭到逮捕。她被開除黨籍，解除了出版社的工作。由於一直有組織“照顧”，即使找到工作，不久也隨之被解雇。失去工作，不但沒有收入，更可怕的是因此有可能被當成“寄生蟲”而抓起來。遠離政治隻能是一種幻想，事實是，“生活成了政治，政治也成為生活”。周圍的人怕她，恨她，不跟她接觸，她成了比瘟疫還要危險的人。迫於生計，她四出打零工，賤賣家具，冬天沒有鞋襪，外套也沒有，重病無法住院，住進去也被攆出來。她忍受歧視、侮辱、各種流言，忍受極大的精神苦痛。麵對孩子，她不得不編造謊話，隱瞞丈夫的死訊。後來再婚，第二任丈夫也因她而失去工作。可見株連不但中國有，外國也有。總之，海達幾乎完全被排斥在布拉格的生活之外，然而又著實陷入其間最深的政治漩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