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這些變化歸結為一點就是，相對於以往立足於總量調節、側重於需求一側，並且主要依托於政策層麵操作的舊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應當立足於結構調整、側重於供給一側，並且主要通過改革的方式加以實施。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命題，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基於這樣的科學判斷而形成並演化為經濟工作的主線。這就是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發展新常態緊密相連。正是因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才必須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隻有立足於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一頭連改革：牽引和推動全麵深化改革
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部署的全麵深化改革與以往改革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某一個領域的改革，也不是某幾個領域的改革，而是覆蓋經濟體製、政治體製、文化體製、社會體製、生態文明體製等各個領域的改革，既涉及生產力又涉及生產關係，既涉及經濟基礎又涉及上層建築，是具有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全麵改革。圍繞增強改革的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而定方向、選重點、謀布局，統籌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顯然是全麵深化改革躲不開、繞不過的中心議題。
既然是全麵的改革，就需要對各領域改革最終是為了什麼、要取得什麼樣的整體效果進行統籌謀劃。鑒於全麵深化改革涉及一係列體製機製轉型，每項改革都會牽動或影響其他方麵的改革，每項改革也都需要其他方麵的改革協同配合，圍繞全麵深化改革而提出的目標便不能僅僅覆蓋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而應覆蓋所有領域、統領所有領域。因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既然是著眼於這樣一個總目標全麵深化改革，就需要在各領域改革的聯動和集成中選擇突破口和主線索，有重點地加以推進。我國的改革是以經濟體製改革為重點的，全麵深化改革又是在經濟體製改革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已經建立的基礎上啟動的。無論從哪個方麵看，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各領域體製改革的聯動中取得改革的總體效應並形成改革的總體效果，從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經濟體製改革都仍舊是具有“牛鼻子”效應的改革領域。這意味著，全麵深化改革要把經濟體製改革作為牽引、推動各領域改革的重點。
既然我們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注意到了經濟發展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相連的客觀事實，那就不難發現，無論是推進經濟體製改革，還是推進全麵深化改革，都離不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來自各方麵的信息也表明，當前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大部分重點、難點要麼位於供給側、要麼出在結構上，是同供給側和結構性問題交織在一起的。比如，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當中，無論是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還是政府的作用，抑或是二者的協調配合，都屬於供給側和結構性的問題。由此可見，以經濟體製改革為重點推進全麵深化改革，隻能而且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展開；隻能而且必須將改革與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在改革中求發展，在發展中謀改革。
上述這些變化歸結為一點就是，相對於以往立足於總量調節、側重於需求一側，並且主要依托於政策層麵操作的舊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應當立足於結構調整、側重於供給一側，並且主要通過改革的方式加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