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上海人的價值觀，他們不可謂不成功，但在與他們邂逅的瞬間，我怎麼突然記起很久以前的舊俄鄰居來？令我感慨的是，比起蘇維埃時代的流亡者，今天寄居他鄉的上海人的生活，是要優渥穩定得多，可快樂的感覺為何仍然握不住？他們臉上那樣一種落寞，是我在美國的任何地區都能辨別的我的同鄉特有的神情。
說起上海，他們臉上有一種遙遠的憧憬，和一些迫切的小願望，回憶著隻有我們自己懂得，住在同一街區經曆過同一時代的人才會有的往事。但我知道他們是不會回去了，他們寧願一邊回憶著自己的城市，一邊在他鄉漂泊，過去的記憶太深刻了，深刻到成了生命的全部真實，眼前這一個急速變化的上海，卻更像個夢幻。
二
約翰·厄普代克曾說：“我真的不覺得我是唯一一個會關心
自己前十八年生命體驗的作家，海明威珍視那些密歇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誇張的地步。”他認為，作家的生活分成了兩半，在你決定以寫作為職業的那一刻，你就減弱了對體驗的感受力。寫作的能力變成了一種盾牌，一種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時把痛苦轉化為甜蜜——而當你年輕時，你是如此無能為力，隻能苦苦掙紮，去觀察，去感受。
這多少解釋了為何我故事裏的人物總是帶著年少歲月的刻痕。
我的“雙城係列”小說《阿飛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再版之際，我去走了一趟從小生活的街區，在我住過的弄堂用手機拍了一些照片。奇怪的是，離開這條街區很多年，我竟然沒有要去拍一下舊居的念頭，事實上，我總是下意識地遠離它。
我的這三部長篇，便是以我年少成長的街區為重要場景，更準確地說，是在創作過程中作為虛構世界的背景，在記憶和想象中，它已經從真實世界抽離。因此，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我曾經試圖通過肉身的遠離獲得精神世界的空間。
我出生時就住的這條弄堂叫“環龍裏”，在南昌路上，南昌路從前就叫“環龍路”。“環龍”是法國飛行員的名字，上個世紀初，這位法國飛機員因為飛行表演摔死在上海，這條馬路為紀念他而命名。
環龍裏的房子建築風格屬新式裏弄，有煤氣和衛生間，安裝了抽水馬桶和浴缸（當時上海人稱抽水馬桶為小衛生，浴缸是大衛生），每層一套，這煤衛設備很具有租界特色，因為傳統的上海石庫門房子並不安裝煤氣和衛生設備。
一九四九年前整條弄堂住著白俄人。他們在相鄰的淮海路開了一些小商鋪，五十年代後逐漸搬遷回歐洲，最後離開應該在六十年代前期，但七十年代仍能在南昌路上看到一位衣裙襤褸的白俄老太太。也有白俄和上海人通婚，我朋友中便有中俄混血的女生。
南昌路曾經不通機動車，馬路窄房子矮，法國梧桐站在兩邊，夏天，便是一條綠色的林蔭道，它象征了今日上海漸漸消匿的街區，有最典型的上海市民生活圖景。我一位弄堂鄰居，八十年代去美國嫁了華人醫生，住在山林邊高尚社區，夜晚通向她家的車路漆黑一片，路燈開關由她家掌控。她不習慣隻見動物不見人的環境，懷念弄堂旺盛的人氣，婚後多次換房，從獨棟房搬到排屋，再從排屋搬到城中心的公寓房，當然社區的階層也越來越低，但她並不在乎，後來索性搬回上海。
以今天上海人的價值觀，他們不可謂不成功，但在與他們邂逅的瞬間，我怎麼突然記起很久以前的舊俄鄰居來？令我感慨的是，比起蘇維埃時代的流亡者，今天寄居他鄉的上海人的生活，是要優渥穩定得多，可快樂的感覺為何仍然握不住？他們臉上那樣一種落寞，是我在美國的任何地區都能辨別的我的同鄉特有的神情。
說起上海，他們臉上有一種遙遠的憧憬，和一些迫切的小願望，回憶著隻有我們自己懂得，住在同一街區經曆過同一時代的人才會有的往事。但我知道他們是不會回去了，他們寧願一邊回憶著自己的城市，一邊在他鄉漂泊，過去的記憶太深刻了，深刻到成了生命的全部真實，眼前這一個急速變化的上海，卻更像個夢幻。
二
約翰·厄普代克曾說：“我真的不覺得我是唯一一個會關心
自己前十八年生命體驗的作家，海明威珍視那些密歇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誇張的地步。”他認為，作家的生活分成了兩半，在你決定以寫作為職業的那一刻，你就減弱了對體驗的感受力。寫作的能力變成了一種盾牌，一種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時把痛苦轉化為甜蜜——而當你年輕時，你是如此無能為力，隻能苦苦掙紮，去觀察，去感受。
這多少解釋了為何我故事裏的人物總是帶著年少歲月的刻痕。
我的“雙城係列”小說《阿飛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再版之際，我去走了一趟從小生活的街區，在我住過的弄堂用手機拍了一些照片。奇怪的是，離開這條街區很多年，我竟然沒有要去拍一下舊居的念頭，事實上，我總是下意識地遠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