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之所以覺得重構現實主義具有不可能性還有另一個依據，那就是現實主義自身就充滿了悖論，如客觀與主觀的悖論、實在與精神的悖論、真實與虛構的悖論等等。雖說，我們最能講得頭頭是道的就是現實主義，可現在有誰能清楚地說出現實主義究竟是什麼而不與別的術語混纏一起？法國的加洛蒂提出“無邊的現實主義”實在也並不是一種偷工減料之舉，而是因為現實主義確實具有某種不可言說性。王光東把20世紀50年代秦兆陽先生所作的“現實主義是指人們在文學藝術實踐中對於客觀和對於藝術本身的根本態度和方法，不是指人的世界觀，而是指人們在藝術創作的整個過程中，以無限廣闊的客觀現實為對象、為依據、為源泉，並以影響現實為目的”這一論斷作為重構現實主義的基本出發點。確實，從這出發，我們可以要求現實主義文學具有“對人生現實深切關注和對現實人生理性審視”的現實精神和以愛的激情、批判精神及理想精神為內涵的現代意識，以救治我們當前文學的技術主義傾向和無根漂浮遠離現實的遊戲色彩。但我們發現，這種願望實際上很難實現。法國的加繆就曾說過，盡管現實主義藝術是合乎願望的，但它是否可能，卻值得懷疑。隻有上帝能夠創造整個世界並且解釋它，如果哪個藝術家能夠這樣做，那他就是上帝。他還反過來推理：“唯一的現實主義藝術家將是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話。”現實主義的這種難能的境地幾乎可以說是它天生的一個缺陷。更為重要的，現實主義以客觀、真實地把握“現實”為其旨歸，這本身就是一個虛妄的目標。“現實”本身正日益變化著，人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對於自己及周圍事物的認識也相應地經曆著不同凡響的動蕩，維係我們與世界之間的主觀關係自然徹底改變了。即使小說僅僅隻是再現現實，至少它的現實主義基礎也會與這些客觀變化同步發展，否則就令人費解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重構現實主義”似乎還需要對其本身作出一些新的規定性，因為按照我們爛熟於心的那些現實主義傳統原則創作的那種現實主義在任何一個時代（當然也包括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紀初）都存在著，如果時代需要隻要宣傳提倡就行了，根本用不著“重構”。遺憾的是盡管“重構現實主義”的話語發出者李廣鼎同誌在其論文中表示：“今天我們倡導重構現實主義決不是原來意義上現實主義的簡單地回歸，也不是幾種文學主張的簡單地歸一，而是一種整合和揚棄，一種前進和超越。”但在我看來，他們其實所完成的仍隻限於對現實主義古典或本原形態的一種“還原”。這樣的“還原”當然不是毫無意義，它注意的是上文所說到的現實主義那種關注現實的精神，對於我們時代文學的精神“脫貧”的價值，可以說在“精神重構”這個層麵上發起者的目的是達到了。然而，我們今天提的“重構現實主義”顯然不會僅限在“精神”層麵上，我們是在為文學尋找出路，是為了文學（或者說現實主義文學）的新生，這就需要我們把“重構”的重心落實在現實主義理論自身的規定性上。這個意義上的“重構”，僅靠“還原”自然是難有作為的。還是羅伯一格裏耶說得好：“當一種寫作現實失去了它最初的活力、氣魄和衝擊力，而成為一種平庸的方法和經院主義它的後繼者為習慣和惰性所左右，根本不考慮遵循這一主義的必要性時，對現實的回歸意味著否定僵死的形式和探索繼往開來的新形式，而對現實的挖掘隻有在揚棄舊有形式後才能繼續深人下去。”具體到“重構現實主義”上來，如果我們不能為現實主義“探索”新的“發展”形式和可能性，那麼我們的所謂“重構”之舉就很難令人信服了。我想，現實主義重構者們重構的應是一種文學的前景，一種振興文學的希望，一種脫離了傳統現實主義話語慣性的嶄新的話語係統。但這種“重構”不幸被現實主義的“還原”延宕了。在王光東的論文中，雖然也曾把“敘述話語”作為重構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可惜也仍然是置其在傳統的理論框架內討論的。而我則覺得，今天重構現實主義的首要的問題就是“話語”問題。因為這涉及到現實主義的美學和技術層麵。在今天現實主義如果不能吸取先進的文學技術武裝自身，單靠“現實精神”和“現代意識”是很難有所作為的。因為，說穿了“現實精神”和“現代意識”還隻是文學教化功能的一種體現與要求，而“敘述話語”才能充分滿足現今讀者大眾對於文學的審美的需求。在我看來，新寫實小說的最成功的經驗就在於它把新潮小說的敘述技術融進了自己的現實主義文本中，從而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然而，可悲的是說到這裏一個悖論又橫亙到我們麵前了：“重構”現實主義就必須回歸其固有的話語係統，而舊有的話語係統卻又極大地束縛了對於現實主義的發展或者說“重構”。也就是說，當我們不能脫離原有話語慣性時，我們無力完成我們所期待的“重構”，而當我們用全新的話語來“重構”時，我們又似乎有背離現實主義本身的危險。這是一個我們永遠無法掙脫的怪圈，它不僅預示了“重構現實主義”的最終不可能，而且現實主義神話的前景也由此變得一片灰暗。我們還能有什麼作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