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們當然要充分肯定這類史詩性作品帶給90年代中國文學的巨大衝擊，但我們同時也不能不看到“思想性”帶給長篇小說的負麵影響。如果說從前的長篇小說往往以其單一的意識形態性而圖解生活，人們從作品中總是感受到時代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思想”或“集體思想”，而屬於作家個人的“思想”則要麼根本就沒有，要麼就是處於從屬的、被遮掩的地位的話，那麼上述長篇小說確實已經有了明確的“思想”追求。許多作家已經主動而自覺地完成了思想主體從集體性的、階級性的“大我”向個體性的“自我”的轉化。作家們不僅用他們的作品表達著種種關於社會、人生、曆史等的“深刻”思想，而且總是力求把自我塑造成一種純粹“思想者”角色。從張承誌的《合靈史》到史鐵生的《務虛筆記》、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再到張煒的《九月寓言》、北村的《施洗的河》這樣的傾向可謂一脈相承。作家們的“思想”性追求使得長篇以其特有的沉重、深厚內涵而當之無愧地成了一種“重文體”和“大文體”。但問題隨之而來，作家們在致力於“思想的營構”的同時，往往操之過急，常常迫不及待地以口號的方式宣講各種“思想”，這就使得“思想”大於形象、理性壓倒感性的矛盾更加突出。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化”帶給當下長篇小說的恰恰不是藝術的進步，而是藝術的倒退。如果說在張承誌的艱澀的“思想”叫喊裏麵由於有著真實的宗教體驗與宗教情懷的浸染，我們還能對他真誠的偏執持一種敬意的話，那麼在北村的以《施洗的河》為代表的一係列宣揚宗教救贖“思想”的小說中，那種千篇一律的“模式化”情節已和其大段抄錄的宗教教義一樣令人生疑，如果說在《務虛筆記》和《馬橋詞典》這樣的長篇小說中作家對文化的反思和“生存”的追問確實有著某種沉重的“思想性”內涵的話，那麼在《柏慧》、《家族》等作品中作家在“保衛純潔”名義下以“思想隨筆”的方式來闡揚“愛”、“恨”、“善良”、“仁慈”等具有公理和倫理意味的價值觀與人生信念，不僅其“思想性”本身大打折扣，而且對長篇小說藝術性的傷害也是顯而易見的。顯然，對於長篇小說來說，有無“思想”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思想”的真假和“思想”表達的藝術化程度也同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事實上在許多長篇小說中，“多餘的思想”已成了一個外在於小說藝術的觸目存在，並根本上背離了小說的純粹性和純淨性。
一類是把史詩追求落實在對曆史、文化的宏闊理解和感性書寫上的作品。代表作有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豐乳肥臀》、王蒙的“季節”三部曲、趙本夫的《地母》四部曲、趙德發“土地三部曲”、陳占敏的《沉鍾》等。陳忠實的《白鹿原》被稱為“民族靈魂的秘史”，其史詩性品格可以說正體現在對“秘史”的描繪上。作家把曆史事變、曆史思潮落實在普通百姓繁衍生存的感性層麵上，以關中平原上的白鹿村為曆史舞台，以白、鹿一族兩支的人物為主人公，寫白鹿村人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自然和社會事變中的掙紮、奮鬥、困惑和苦惱，自然本性和社會道德的衝突，文化遺傳和現實變革的交戰，已經根本上脫離了從前的“意識形態寫作”模式。同時，小說將“東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觀同西方文化、文學中的象征主義、生命意識、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相結合”，從而保持住了曆史的混沌性和豐富性，使這部偏重於感性和個人性的小說，既成為一部家族史、風俗史以及個人命運的沉浮史，也成了一部濃縮性的民族命運史和心靈史。趙本夫的“地母四部曲”和趙德發的“土地三部曲”，雖然尚未最終完成，但從作家現已出版的各兩部小說來看，它們都以對於混沌的土地、感性甚或野性的生命、複雜的人性和神秘的文化的闡釋構成了各自宏大史詩結構的基礎，這就根本上避免了小說藝術思維的簡單化，並保證了作家的史詩建構在藝術的而非社會學的軌道上健康運行。從我個人的理解出發，我覺得這一類史詩性小說才真正代表了90年代中國長篇小說的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