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其實都粘連在這條已經寬敞起來的沙石路上。我在專業創作之前的二十年基層農村工作裏，沒有離開這條路；我在取得專業創作條件之後的第一個決斷，索性重新回到這條路起頭的村子———我的老家。我窩在這裏的本能的心理需求，就是想認真實現自己少年時代就產生的作家之夢。從一九八二年冬天得到專業寫作的最佳生存狀態到一九九二年春天寫完《白鹿原》書，我在祖居的原下的老屋裏寫作和讀書，整整十年。這應該是我最沉靜最自在的十年。
我現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種心理蘊藏。新房子是在老房子原來的基礎上蓋成的，也是一種心理因素吧。這個祖居的屋院隻有我一個人住著。父親和他的兩個堂弟共居一院的時代早已終結了。父親一輩的男人先後都已離開這個村子，在村莊後麵白鹿原北坡的坡地上安息有些年了。我住在這個過去三家共有的屋院裏，可以想見其寬敞和清爽了。我在讀著歐美那些作家的書頁裏，偶爾竟會顯現出爺爺或父親或叔父的臉孔來，且不止一次。夜深人靜我坐在小院裏看著月亮從東原移向西原的無邊無際的靜謐裏，耳畔會傳來一聲兩聲沉重而又舒坦的呻吟。那是隻有像牛馬拽犁拉車一樣勞作之後歇息下來的人才會發出的生命的呻喚。我在小小年紀的時候就接受著這種生命樂曲的反複熏陶，有父親的，有叔父的，還有祖父的。他們早已在原坡上化作泥土。他們在深夜熟睡時的呻吟縈繞在這個屋院裏，依然在熏陶著我。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冬天。我站在我村和鄰村之間的曠野裏。
從我第一次走出這個村子到城裏念書的時候，父親母親每每送我出家門時的眼神，都給我一個永遠不變的警示：怎麼出去還怎麼回來，不要把齷齪帶回村子帶回屋院。在我變換種種社會角色的幾十年裏，每逢周日回家，父親迎接我的眼睛裏仍然是那種神色，根本不在乎我幹成了什麼事幹錯了什麼事，升了或降了，根本不在乎我比他實際上豐富得多的社會閱曆和完全超出他的文化水平。那是作為一個父親的獨具稟賦的眼神，這個古老屋院的主宰者的不可侵擾的眼神，依然朝我警示著，別把齷齪帶回這個屋院來。
北京豐台。我從大禮堂走出來。《西安晚報》記者王亞田第一個打來電話。選舉剛剛結束。他問我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後首先想的是什麼。我脫口而出：作為一個作家，應該始終把智慧投入寫作。
他又問：還有什麼呢？
我再答：自然還有責任和義務。
我站在我村與鄰村之間空曠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濕了的原坡和河川，綠瑩瑩的麥苗和褐黑色的柔軟的荒草，從我身旁匆匆駛過的農用拖拉機和放學回家的娃娃。粘連在這條路上倚靠著原坡的我，獲得的是沉靜，自然不會在意“三九”的雨有什麼祥與不祥的猜疑了。
我的一生其實都粘連在這條已經寬敞起來的沙石路上。我在專業創作之前的二十年基層農村工作裏，沒有離開這條路；我在取得專業創作條件之後的第一個決斷，索性重新回到這條路起頭的村子———我的老家。我窩在這裏的本能的心理需求，就是想認真實現自己少年時代就產生的作家之夢。從一九八二年冬天得到專業寫作的最佳生存狀態到一九九二年春天寫完《白鹿原》書，我在祖居的原下的老屋裏寫作和讀書，整整十年。這應該是我最沉靜最自在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