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於這一問題，爭論曠日持久，延續至今。在構成影響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的因素中，研究者們都承認西方侵略的外部因素和清王朝改革的內部因素的客觀存在，根本的分歧並不在於此。根本的分歧在於這兩個方麵究竟哪一個因素為主要方麵，哪一個因素為次要方麵。
與外因說相對立的是“問題主要出在國內”的內因說。持內因說的學者認為，雖然外部因素發揮了作用，但問題主要出在了內部。在費正清看來，外因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的說法會逐漸失去憑借，但是沒有人能否認它在許多重要方麵的說服力。”他認為，1860年開始的40年裏，中國耽誤了時機，進步遲緩，最終變成了“一隻在更大的外國侵略麵前坐以待斃的鴨子”。在他看來，日本在終止了它的閉關鎖國政策，巧妙地開始西化，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向一個世界強國努力的時候，中國並沒有這樣做。有的學者認為，中國耽誤的時機不僅僅指費正清認為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的40年，兩次鴉片戰爭之間有近20年的時間，這20年是中國學習外國、改革圖強的一個機會，但清朝統治者沒有抓住這個機遇，不思進取、無所作為，沒有進行任何改革，白白浪費了20年時間。美國學者M.B.詹森（Jann）雖然指出“西方的侵擾構成了19世紀中國曆史的最重要成分”，並也注意到了如下這種相互矛盾的狀況：19世紀的國際環境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挑戰、刺激和榜樣，但也帶來了劣勢和屈辱。國際秩序為中國展示了諸種手段，卻又阻止中國使用這些手段；它對中國提出了挑戰，卻又限製並破壞中國起來應對這種挑戰。但是，他堅持認為，中國的國際體係和世界觀就其本身的強度和耐力來說是無與倫比的，但其內部並不存在能使中國應付得了現代世紀挑戰的重大力量源泉。問題的核心還在中國國內。
在一些學者看來，無論對於現代化的先行者還是對於後來者而言，現代化過程實質上都是一種國內轉變。在此過程中，殖民統治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總的來說，它既有積極的方麵，也有消極的方麵。認為“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麵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麵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的觀點，是內因說的正宗版本。
對上述觀點需要具體分析。費正清認為：“在中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沒有興起，本來是早在鴉片戰爭和帝國主義時代以前很久的事了。”在他看來，一個原因是巨大的人力供應，使機器成為不必要；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幾乎沒有資本積累和信貸辦法為投資之用。其言外之意在於，中國資本主義沒有興起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這是一個首先需要加以辯駁的觀點。中國確實有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資本主義也確實沒有興起，這已經是中國史學界基本認可的兩個客觀事實。費正清的這一論斷雖然承認了後一個客觀事實，但通過否定前一個事實作為論證後一個事實的根據，顯然就有失公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