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外國資本、官僚資本以及民族資本陸續開設工礦企業，中國廣大農村雖然仍然是封建製的生產關係占據主導地位，但是在使用機器的工廠中已經呈現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麵貌。隨後，在生產關係結構中，民族資本主義的比重處於緩慢上升的態勢。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至1900年間，全國各地新辦的私人資本主義工礦企業，創辦時資金在1萬元以上的，共有104個。甲午戰爭後6年間創辦的私人資本工廠，以廠數計，和戰前20多年間差不多，但以投資總額計，則為2.3倍。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這個時期發展迅速。1914年至1919年間，新設廠礦379個，平均每年增設63個。1927年至1937年間，民族工業在總體上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國資本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外國在華資本在中國資本總額中的比重：1894年為60.7%，1913年為80.3%，1920年為70.4%，1936年為78.4%。1936年，外資大體控製了中國生鐵產量的95%，鐵產量的83%，機器產煤量的66%，發電量的55%，即外資掌握了中國的主要資源和能源。中國民族資本始終處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夾縫中，得不到充分發展，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始終沒有成為主導方麵。
3.交換關係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雖然自給經濟仍然占據著統治地位，但隨著資本全球化的展開，中國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主要表現在出口產品的增加上。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外國商人從中國買去的主要商品仍然是茶和絲。1843年（由廣州一口）大致是1300多萬斤，1855年（由上海、廣州、福州）是8400萬斤。這12年間，增加了5倍多。絲的出口，1843年不到2000包，1855年5.6萬多包。12年增加了20多倍。英國在戰前的1836年輸入中國的除鴉片以外的貨物總值是130萬英鎊。戰後從1843年至1855年這13年中，隻有少數年份超過200萬英鎊，其餘都保持在150萬鎊左右，有的年份還低於130萬鎊。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外國機製工業品的輸入，以及中國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的產生和發展，形成對中國手工產品的比較優勢，導致中國的家庭手工業其中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紡織業開始衰落，並且與農業分離。幾千年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結構在資本主義最先踏足的地方開始瓦解。同時，這一地區農業生產進一步商品化，資本主義性質的銀行也出現了。這些事實表明，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整體上開始逐步解體。
隨著西方資本擴張程度的加深，進口量不斷增加。僅1895年到1898年4年間，商品輸入超過輸出1.3倍，平均每年入超4700多萬兩，總計入超近1.9億兩，中國許多地區的自給經濟進一步麵臨崩潰瓦解的境地。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在交通不便的地區，自給經濟解體的速度較為緩慢，有些非常偏僻的地區，自給經濟基本上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這種狀況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開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4.政治和意識形態
清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主義政權，其政治製度基本上沿襲了明朝，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內閣由內閣大學士滿、漢族各2人和協辦大學士滿、漢族各1人組成。雍正朝後，軍機處實際上替代了內閣的地位。省一級的主要官員直至縣官，都由中央政權直接選派。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建立起了資產階級共和製度。1912年的《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綱》完全仿效了美國總統製，是一個典型的總統製共和國製度，表明了在中國政治發展的曆史進程中出現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製度。但是，中華民國的成立並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民主共和國的方案也沒有成為包治中國百病的良藥。在袁世凱的操縱下，1914年的《中華民國約法》的根本特征是總統獨裁製，袁世凱獨攬了一切大權，一度恢複帝製。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民主、共和淪為軍閥、官僚和政客們爭權奪利的工具。孫中山曾沉痛地說：“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國民黨統治時期，采取以黨治國，把“黨治”說成是中國政治社會組織的根本原則，實行一黨專政。這一時期，政府的組織製度實行五權製度，即設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和考試五院。其中，行政院是國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