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清朝政權厲行文化上的專製主義，用封建宗法觀念和宗教迷信統治勞動人民。隨著民族危機的逐步加深，中華民族先進分子救亡圖存的觀念逐漸增強。19世紀末，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代表的維新派鼓吹變法，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主張，和洋務派展開論戰。20世紀初，以孫中山為主要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先後成立了華興會和光複會等革命團體，宣傳推翻清朝封建統治，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最高理想。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是近代中國社會意識領域最活躍的時期之一。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等社會思潮相互激蕩，中國現代社會科學進入萌芽和形成時期。“五四”以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各地湧現了一大批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進步刊物，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被翻譯出版，並陸續出現了諸如李大釗在北京倡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陳獨秀在上海倡導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抗日戰爭時期，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呼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國社會民主意識日益深入發展，社會意識領域民主和專製的鬥爭異常激烈。抗戰勝利後，民主自由的觀念更為全社會所認識。
5.階級結構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階級結構逐漸發生了變化，其中一個突出的變化是工人階級的產生和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產生早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早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隨著外國資本勢力的入侵，一些窮苦勞動人民就開始成為直接受外國資本奴役的雇傭勞動者。後來，隨著封建官僚舉辦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以及初期民族資本工業企業的產生，到1894年，中國工人階級的總數已有近10萬人。地區和行業集中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個重要特征。現代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及內地水陸交通線附近的少數大城市。據1925年上海總工會的調查，上海及其附近地區就集中了100萬左右的工人，東北三省的幾個大城市有工人60萬，武漢有工人40萬，僅這三個地區的工人就占全國工人總數的2br3。1900年至1910年間，根據對江蘇、浙江、山東等13省的調查，雇傭500個工人的156家工廠集中了工人240395人，約占當時工人總數的20%。
與之相對應的是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來源而言，經濟史家汪敬虞認為：“在中國資本主義發生時期，大量存在著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的轉化。”“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買辦階級部分成員轉化為民族資產階級，成了中國近代階級關係中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現象”。在1925年12月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產階級。一方麵，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讚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行動；另一方麵，當革命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在1939年12月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進一步明確闡述了這一階級的兩重性：一方麵，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另一方麵，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係，所以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
作為資產階級一個組成部分的買辦的出現，是適應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的需要而產生的。隨著西方資本的不斷侵入，買辦階層人數迅速增加。1912年外國在華商行為2328家，1919年為8015家，1928年增加到12293家。毛澤東認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
地主階級人數不多，大約占總人口的3%—5%，卻擁有全國耕地麵積的50%以上。全國耕地麵積如果以16億畝計，地主擁有的土地麵積在8億畝以上。近代以來，地主階級的內部結構也逐漸發生了變化，20世紀初，地主階級內部出現了軍閥地主階層。袁世凱在河南彰德、汲縣、輝縣等地有田400頃。徐世昌在輝縣有50多頃地。曾任雲南總督的羅山大地主劉楷堂，擁有土地2.5萬畝。廣西督軍陸榮廷、譚浩明在得勢的時候，他們擁有的土地占全道的1b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