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有十分明確的立場：“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這裏所涉及的並不是如何正確認識曆史尺度和價值尺度關係的問題，而是如何正確使用曆史尺度的問題。西方資本全球化促進近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水平的提高的方麵與對中國資本主義的壓製和排斥的方麵相比，後者無疑居於主導性的方麵，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既不能簡單地把社會形態矛盾淩駕於民族或國家矛盾之上，更不能用社會形態的比較優勢作為研究包括中國反侵略戰爭的正當性等問題在內的依據。需要進一步澄清的是，將反侵略戰爭說成是維護封建傳統的保守立場，基於概念的偷換，即將因民族或國家矛盾引發的反侵略鬥爭性質的判定與社會形態之間的矛盾混為一談。其實，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並不直接地推導出反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對現代化的拒斥，也並不必然地推導出對落後保守的封建主義的維護。從根本上而言，兩者之間不僅不存在著對立的關係，而且恰恰相反。兩者之間存在著一致性，因為隻有先解決民族或國家之間的矛盾，才有討論解決社會形態之間矛盾問題的可能。在中國的先進分子那裏，反帝和反封建始終是高度一致的，而且“不完成反帝國主義的任務，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義的任務”。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東西方國家之間社會形態的矛盾不能消除和解決民族的矛盾，相反，東西方國家之間的社會形態矛盾的解決依賴於民族矛盾的解決，也可以說，民族矛盾的解決是調節東西方國家關係的杠杆。
對於東方國家而言，將民族國家之間矛盾的解決作為第一要務，不僅不違反唯物史觀關於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恰恰是對這一規律的嚴格遵循。對於中國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鬥爭，馬克思從世界曆史的高度出發始終對之予以高度的讚揚和稱頌。馬克思駁斥了殖民主義者所謂中國人民反抗外來勢力不過是“野蠻民族的排外心理”的謬論。他指出，“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革命發生的直接原因是“歐洲人的幹涉，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所引起的現存政權的震動，白銀的外流、外貨輸入所引起的經濟平衡的破壞，等等。看起來很奇怪的是，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他還認為，歐洲人民下一次的起義“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要取決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麵）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決定於現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決定於俄國的威脅及其帶來的可能發生全歐戰爭的後果”。在馬克思看來，“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係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列寧秉持了相同的立場。他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麵“反對帝國主義大國的民族戰爭不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進步的、革命的”。
2.民族獨立與現代化
現代化是曆史的趨勢。基於唯物史觀一般的理論邏輯，西方資本全球化不僅是東方國家社會變革的外部環境，而且也決定了東方國家社會變革的方向，因為東方國家社會變革的過程就是不斷地把西方資本主義創造的那些具有人類文明的一般性的成果轉化為自己的社會基礎的過程。“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隻有這樣，東方國家才有可能實現自身的更新，達到與西方抗衡的水平，這是人類在廣度和深度上發展的必然結果。基於上述結論，美國學者艾愷的觀點是有道理的。他認為，“現代化一旦在某一國家和某一地區出現，其他國家或地區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取現代化之道……換言之，現代化本身具有一種侵略的能力，而針對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衛，則是以其矛攻其盾，盡快實現現代化”。國內有學者據此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被動局麵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麵現代化。可問題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能夠在國家主權部分喪失的基礎上成功實現現代化嗎？
資產階級國家和現代化是一致的。對於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明確指出，它是“新興資產階級社會當作自己爭取擺脫封建製度的解放手段而開始締造的；而成熟了的資產階級社會最後卻把它變成了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具體分析道，由於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從而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手中後，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隻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在他們看來，就現代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而言，它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所以，現代國家就是與這種現代私有製相適應的。布羅代爾精辟地指出，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了國家。道理很是簡單，一個簡單的例證是，在資本的力量還相對弱小時，沒有國家的支持和保護，不僅自身難以生長，也難以跨出國門。正是依托國家的強有力的支持，資本才實現了跨越千山萬水、遠涉重洋的夢想。
可見，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是實現現代化的先決條件。在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中，民族或國家一直是現代化的主要承載者。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曆史的發展充分表明，民族或國家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主體作用日益凸顯，沒有民族或國家的生產力的發展，就沒有世界生產力的發展。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交往所產生的激烈競爭也明白無誤地說明，國家是其中的主體。這一原則對西方國家如此，對東方國家也是如此。列寧特別突出了民族國家的普遍意義，他指出，在全世界，資本主義徹底戰勝封建主義的時代是同民族運動聯係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是一切民族運動的趨勢（趨向）。最深刻的經濟因素推動人們來實現這一點，因此民族國家對於整個西歐，甚至對於整個文明世界，都是資本主義時期典型的正常的國家形式。”民族運動雖然是由西歐資產階級發起的，但並不意味著這隻是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對於東方而言，其發展資本主義和實現現代化的前提與西方並沒有區別。美國學者C.E.布萊克就從一般性的角度分析指出，實現現代化要具備三個必需的條件，其中一個就是“創立一個民族國家，它擁有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和合乎情理的輿論（它代表著人民要實現的目的以及實現目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