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與民族獨立之間關係的問題上，馬克思始終認為民族獨立處於優先的地位，由此深刻闡述了贏得國家主權之於東方國家現代化的意義。馬克思指出：“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恩格斯更是明確地指出：“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每一個波蘭的農民和工人，一旦從自己的閉塞狀態中覺醒起來參加為共同利益進行的鬥爭，首先就會碰到存在民族壓迫的事實，它到處都是他們前進道路上的第一個障礙。”“隻有在波蘭重新爭得了自己的獨立以後，隻有當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時候，它的內部發展過程才會重新開始。”列寧強調：“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的建立”，是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曆史趨勢。他還針對東方國家進一步指出，在經濟上依附於經濟強國的民族隻有通過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獲得政治上的獨立，才能為本民族創造“能夠最充分地發展商品生產，能夠最自由、廣泛、迅速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
在民族獨立和現代化關係的問題上，近代中國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探索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毛澤東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
“中國的生產力是應該發展的，中國應該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這就需要解放生產力，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中國就有滅亡的危險。”胡繩認為，講現代化，不能不區別帝國主義所允許範圍內的現代化和獨立自主的現代化。將現代化作出這樣的區分業已表明了民族獨立問題之於現代化問題的優先地位。在他看來，“近代中國並不是近代化的中國，不是一個商品經濟發達、教育發達，工業化、民主化的中國。在近代中國麵前擺著兩個問題：即一、如何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二、如何使中國近代化。這兩個問題顯然是密切相關的。因為落後，所以挨打；因為不斷地挨打，所以更落後。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以首先解決近代化問題為突破口，並沒有解除這種惡性循環，隻有先爭取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才能談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費正清看清楚了這一點：“帝國主義的真正的創痛是心理的。對於任何具有自豪感的民族來說，它最令人感到羞辱，因而是一種政治的弊害。”應該說，認識到民族獨立與現代化的一致性並以之構成現代化的前提，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中國道路問題上的第一次理論自覺。
沒有民族獨立，現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其實，西方國家也深諳這一原則，隻不過在現實中始終表現出自相矛盾的狀況罷了。因為資本全球化從它誕生之日起，生產力發展的日趨國際化與生產力諸要素日益被少數發達國家所壟斷的矛盾作為其內在的基本矛盾就未曾改變過，在這種矛盾的作用下，生產力國際化發展的過程必然反映為西方資本強行打破民族和國家的界限，使大多數相對落後的國家直接或間接地從屬於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心—邊緣”的國際結構是資本存活的基本方式。可見，當西方資本走向東方時，之所以努力顛覆了民族獨立是現代化先決條件這一原則，是與其利益目的相一致的。
民族獨立和現代化之間關係的問題在今天之所以成為一個深入討論的對象，是與近些年來現代化話語的興起分不開的。從本質上說，用“現代化範式”替代“革命範式”，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策略。美國學者雷迅馬在2000年出版的《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一書中這樣說，他寫這部書是試圖揭示“現代化理論不僅僅是一種社會科學上的學說。我要論證的是，現代化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一個概念框架，這個框架中融彙了美國人對美國社會的性質以及對美國改變世界的特定部分——即那些在物質和文化上都被認為有缺陷的地區——的能力的一組共同的假設。”
“現代化深深嵌入了社會科學話語、對外政策製度以及各種形式的文化著述中，號稱能夠加速世界的‘進步’，而這個世界需要美國的資源及其開明的監護。”一旦“現代化範式”居於主導地位，那麼，不僅100多年來中華民族爭取民族獨立的曆史被輕易地否定，而且，在新一輪全球化中，民族獨立的優先地位就必然會在現代化的迷霧中喪失，中國就有可能成為新一輪全球化中西方資本的捕獲物。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現代化的提出是西方資本主義再度占據了世界體係的中心地位的結果，因而作為當今世界曆史理論的話語，現代化相當準確地表達了當代西方資本主義體係的內在結構。但是，它絕沒有改變當代世界曆史中的最根本的問題——東西方民族的關係問題，更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恰恰相反，西方國家的理論家們賦予現代化以普遍價值理念的意義，把它提升為意識形態，隻代表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統治世界的願望，對於非西方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卻是一種陷阱。”“現代化作為一種總體性的觀念，本身就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以和平方式征服和瓦解東方民族、實現國際資本統治的主要手段，所以，它比之19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戰爭形式進行的公開暴力掠奪具有更大的欺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