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馬克思的“發達國家革命論”和列寧的“比較不發達國家革命論”的關係。馬克思從世界曆史的角度出發，認為革命首先應在發達國家發生主要是基於生產力因素的考慮，因為在他們看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代表著世界生產力發展的最高水平，由此構成新的社會形態生產力水平的起點，但我們並不能由此得出革命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殊權利。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認為，一切曆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但因為非工業國家由於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競爭的鬥爭中，大工業發達國家也影響著或多或少的非工業國家。“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衝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例如，英國工業的競爭使德國潛在的無產階級顯露出來了）”。這段引文將兩者的關係說得足夠清楚了。在曆史成為世界曆史的條件下，比較不發達國家同樣具備了發生革命的可能性。當然，在他們看來，比較不發達國家的革命需要和發達國家的革命聯係在一起考察。恩格斯在1894年《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一方麵充分肯定了俄國革命的意義，另一方麵也論述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於俄國實現社會革命的決定性意義。
對於自己的“單兵突進”，列寧以對曆史辯證法爐火純青的運用和把握指出：“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今天，一些人對於社會主義的否定已經延展到列寧時期並由此導致對20世紀社會主義曆史實踐的全盤否定，這種否定的理論基礎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有意或無意的誤讀，為列寧辯護的論述也就轉換成對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澄明。當然，列寧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運用也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實現前提，在列寧那裏變換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曆史任務。為了完成這一曆史任務，列寧在缺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革命支持的條件下，希冀通過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統一來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如何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後勝利，成為20世紀以來的一個重大曆史課題並延續至今。
3.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新”的雙重根據
列寧在1923年的《論我國革命》一文中，不僅指出了俄國能夠表現出而且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從而使得俄國革命有別於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而且富有預見性地指出：“這些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裏，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20世紀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發展確如列寧所料，曆史的辯證法在中國獲得了進一步的發揮。
這一發揮是以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為標誌的。在毛澤東看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兩大革命任務，兩者之間並不各自孤立，它們相互聯結在一起不可分割，這是中國國情所決定的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所在。他指出：“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就不能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因為帝國主義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為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而農民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如果不幫助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的隊伍而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這樣兩個基本任務，是互相區別，又是互相統一的。”雙重的革命任務決定了，在近代中國，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這兩種勢力，誰就能夠取得各階級階層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西方資本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製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成長舉步維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生俱來的革命性和妥協性兼具的兩重特性，決定了這一階級不可能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主導力量。當這兩大革命任務提交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麵前時，這個階級並沒有出色的表演，失去了應有的擔當。而與之相對照的是，與資本主義大工業相聯係的中國工人階級日益壯大起來。中國革命的希望最終落在了這個階級的肩上。
在1939年5月1日發表的《五四運動》一文中和5月4日所作的《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曆史的事實是，中國無產階級逐步取代民族資產階級直接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沿，擔當起了領導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曆史重任。革命的領導階級從民族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的易移，是中國革命性質發生重大曆史轉變的一個重要依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經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新的革命主體的判定，既是對新民主主義論內涵的具體闡釋，也是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的一個重要依據。
中國革命的性質之所以實現重大的曆史轉變，有值得深入闡發的外部條件。與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相比，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新”，還是世界曆史進程發生重大變化的賦予。新民主主義論的提出，首先是毛澤東從世界曆史的高度考察中國革命的結果。20世紀初，兩個重大的曆史事件標誌世界曆史的進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其二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俄國脫離了帝國主義陣營；十月革命的勝利，標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的曆史時代的開辟。斯大林認為，以1917年十月革命為界，世界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過去是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之後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界體係。對於這一變化，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曆史和中國曆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如果將這兩個重大曆史事件聯係起來加以考察的話，就會發現，“沒有帝國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現實，因而兩大全球體係的對峙格局就不會出現，就談不上馬克思主義對殖民地的影響。”換言之，“沒有資本全球化被帝國主義、紅色全球化對立運動所取代而造就的新全球化格局，也就沒有作為邊緣極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性質變化的可能，也就沒有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新民主主義論。”可以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勝利，不僅改變了世界曆史的進程，也成為中國革命性質發生轉變的最為重要的外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