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結構與政策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征確實別具一格。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係，無論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都展現出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這些特殊性主要包括：經濟上的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並存，國有經濟成分占主導地位；政治上的無產階級領導下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執政；社會意識領域的多種社會思潮並存，馬克思主義占主導地位。這些因素相互聯係，構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的基本結構。
以經濟為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是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毛澤東這樣描述道：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同時，這個共和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節製資本”和“平均地權”，不能僅僅認為簡單地繼承了孫中山的基本思想。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在這個階段，雖然一般地還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蘊涵社會主義的因素。
在對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政策上，新民主主義社會既區別於資本主義又區別於社會主義的特性得到了最鮮明的體現。在毛澤東看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中，關於資本討論的結論並不是去留，而是在容留前提下的有所限製。應該說，這一政策安排既體現了對生產力因素的尊重，又包含著社會主義的價值訴求。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看來，極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未來社會實現的條件。“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汙濁的東西又要死灰複燃。”列寧也指出：“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於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談不上社會主義了。”正是從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出發，毛澤東確定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容留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本方針。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對此闡發道：“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他在解釋《論聯合政府》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的不同之處時說，前者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是無害有益的。在1949年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
容留不構成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殊性，容留基礎上的限製，才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特殊性所在。毛澤東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將采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麵，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8小時到10小時工作製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麵，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進一步明確指出：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製任其泛濫的。限製和反限製，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
限製，作為新民主主義的一般性政策要求，成為檢驗中國共產黨駕馭和領導新民主主義經濟能力的一個看點。隨著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正，限製的實踐曆史也匆匆宣告終結了。但這一時期限製的理論和實踐卻可以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政策設計提供若幹啟示。
3.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的時間判定
在修正新民主主義論之前，毛澤東一直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不是一個“短暫”存在的而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形態。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中國現階段的曆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製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製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作為中國革命必然產物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製度，它不是一個轉瞬即逝的新舊社會之間的簡單交替或轉換，而是一個有著豐富內涵的特殊社會發展階段，是一個需要鞏固基礎的完整的社會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