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修正也確立了漸進式改造對激進式過渡的替代，展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毛澤東最初提出的十到十五年的過渡時間，所明確的就是采取一種漸進的過渡方式。1953年9月8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題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報告中有著詳細的解讀：“在我們的人民民主的國家製度和社會製度中，不是要等到那麼一天，由國家宣布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而在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動毫無變化。這是不可能的。……我國根據國際條件尤其是國內各階級聯盟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不采取這種激烈的突然變革的，而采取溫和的逐步過渡的辦法。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場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轉變的辦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之中，要使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三天後，周恩來在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49次（擴大）會議的總結報告中進一步概括道：“我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由此，作為過渡準備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和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的“過渡時期”這兩個前後相繼的不同發展階段，融合為一個漸進的過渡時期。
2.提前過渡的初衷：實現國家工業化還是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和自然界不同，人類社會中“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識，沒有預期的目的的”。為了準確揭示這一運動的深層根源，人的目的性是首先值得展開討論的因素。由此，一方麵，不應忽略任何一個影響提前過渡的主觀因素，另一方麵，主觀因素的分析需要把握不同的層次，否則，就難以獲得正確的結論。在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中，第一個層次，是對於道路選擇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主觀因素的正確把握；第二個層次，在此基礎上，是對於提前過渡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主觀因素的正確把握。
關於第一個層次，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創建時起就已經確定的戰略目標，構成具有決定意義的主觀因素。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關鍵的問題從來都不在於要不要向社會主義過渡，隻在於何時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正如周恩來在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全麵闡述時所指出的：“這個問題本來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起，我們就認定新民主主義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共同綱領》中雖然沒有寫社會主義的前途，但這是因為考慮到當時寫上去還不成熟。”當毛澤東提出過渡設想時，黨內一些同誌隻是就改造提前有所不解，所存疑的不是要不要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對此，薄一波的認識頗具代表性。他指出：“既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續篇就隻能是社會主義，或者說必然以社會主義為其發展前途。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走別的道路，這不是在製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才選定的，而是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就已經選擇好了，而且這種選擇在我們黨領導民主革命的整個過程中是一直堅持，從未動搖過的。”
關於第二個層次，一些學者側重從實現工業化的根本目的出發，論證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性。沙健孫教授認為，黨和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不是出於一種抽象的社會主義信念，而是為了適應國家工業化這個任務的需要。換言之，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朱佳木研究員進一步認為，提前過渡的根本原因是黨在編製五年計劃時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並得到了蘇聯在技術和設備製造上給予全麵援助的承諾；而過渡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於要使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盡快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由於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戰略安排，因此這一觀點實際上也強調了國家工業化是提前過渡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這一論點最有力的支持論據在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通常稱為“一體兩翼”，這個比喻形象地說明了工業化的特殊地位。如果深入討論的話，這一邏輯的理論支撐是毛澤東對於生產關係作用的認識。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改造能夠極大地推動生產力的迅速發展。1953年12月，毛澤東在審閱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綱中寫道：“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隻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製到社會主義所有製的過渡，才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於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後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在第二次工商業改造問題的座談會上指出：“我們的目標是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現在，我國又不富，也不強，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麼一種製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我看，共產這個事情是好事情，沒有什麼可怕的，你們會知道的，會看到的。全國統籌兼顧，這個力量大得很。資本主義私有製大大地妨礙統籌兼顧，妨礙國家的富強，因為它是無政府性質的，跟計劃經濟是抵觸的。”在1956年1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所有製，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顯然，隨著這一觀點的不斷強化和絕對化，毛澤東距離“一切有利於國民經濟的資本主義成分應允許其存在和發展”的認識就越來越遠了。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動機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毛澤東看來，個體所有製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隻有過渡到集體所有製，才能提高生產力，解決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供求矛盾。1953年10月15日，毛澤東在同陳伯達、廖魯言的談話中指出：“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這在當時並不隻是毛澤東一人的觀點。1956年4月，陳雲應邀訪問越南時與越南勞動黨主席胡誌明等人談話時指出：“在農業增產方麵，中國摸索了六年”，“去年下半年，中國農業合作化高潮到來，這是中國短時期內花錢最少又可能實現最大增產計劃的一條路。”長江以北要增產，要把旱地大量改變成水澆地；長江以南要增產，要增加複種麵積。這兩者的關鍵在於搞水。“合作化後，組織起來的農民自己動手搞水利。人還是那些人，但組織起來力量就大得多，積肥、改良農具和種子、改進耕作技術等等以前不易辦的事，合作化之後就不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