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過渡導致工業化的曆史任務所依托的社會形態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原先設想，工業化這一曆史任務主要是與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相聯係的。毛澤東在1949年7月4日的一次講話中指出：“20年後，我們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況即轉入社會主義。”提前過渡的一個重大後果是，國家工業化與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剝離開來，納入了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相聯係的框架之中，構成社會主義階段的曆史任務。這也就意味著，毛澤東在認識和處理社會形態轉變和實現工業化關係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即將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轉變視為實現工業化的前提。
在種種影響社會主義改造時間提前的主觀因素中，實現國家工業化無疑是一大重要因素，也是導致毛澤東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原因。但是，之所以提前過渡，並不是實現國家工業化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諸多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的結合促成。後文將著重討論這一問題。這裏需要提出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在關於提前過渡原因的討論中，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不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主觀因素呢？如果是的話，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願望在這一過程中喪失了其決定意義的地位了嗎？
由此，必須將毛澤東提出的“兩個革命並舉論”納入分析的視野。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製度方麵的由私有製到公有製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麵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麵，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工業農業、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隻強調一方麵，減弱另一方麵。”“兩個革命並舉”被周恩來解讀為“兩個過渡並舉”。周恩來在1956年2月6日的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17次會議上指出：過渡時期要完成兩個過渡：“一個過渡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另一個過渡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它的完成時間，“可以有兩種設想：一種是工業化可以提早完成；另一種是在規律和速度上能夠擴大和加快，但不等於提前完成工業化。”
“兩個革命並舉論”表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當時的著眼點主要是兩個而非一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另一個是工業化的問題。“兩個革命並舉論”的觀點要求，討論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需要基於兩者的統一。如果進一步討論兩者關係的話，需要深入考察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提出提前過渡設想的起因以及提出這一設想時的目的，隻有基於這兩個方麵的統一，才能使研究工作更富有針對性。事實上，毛澤東最早對過渡時期作新的闡釋，就是生產關係變化直接促成的。毛澤東說：“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二中全會提出限製和反限製，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工業、私營占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國營占百分之六十七點三，是三七開；商業零售是倒四六開。再發展五年比例會更小（資小我大），但絕對數字（指資）仍會有些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五年以後如此，十年以後會怎麼樣，十五年以後會怎麼樣，要想一想。”資本主義的“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政公開……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他們的子女們也將接近共產黨了。”“農村也是向合作互助發展，前五年不準地主、富農參加，後五年可以讓其參加。”這一點非常關鍵，說明了毛澤東是基於此開始考慮生產關係的變化之於社會主義意義的問題的。按照這一邏輯，國家工業化的因素被強化雖然有塑造其客觀性的善意動機，但被賦予決定性因素的地位就存在著值得商榷的空間。可以認為，無論是道路選擇還是提前過渡，走向社會主義的願望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主觀因素。
3.提前過渡：曆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毛澤東提出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是由製訂第一個五年計劃引發的。這似乎隻是一個偶然性。但是，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毛主席提出這種新的構思，絕非一時興之所至，而是經過慎思熟審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是當時客觀形勢發展的產物”。胡喬木也認為：“中國經濟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曆史的全局而論，重要的是，無論早幾年或遲幾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經濟管理上和計劃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應有的靈活多樣性，總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那麼，“當時客觀形勢發展”提供了哪些因素造成“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呢？
第一，工商業公私之間比例的重大變化。經過三年經濟恢複時期，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產值比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49年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公私比例是，國營占43.8%，私營占56.2%，到1952年9月，國營上升到67.3%，私營下降到32.7%。商業經營總值中的公私比重變成62.9%與37.1%之比。“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問題，而是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已經和正在逐步實現轉變的集中反映”，“中國工商業產值中公私比例數字的變化，成為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依據。”因為在毛澤東等黨的主要領導人看來，社會主義改造條件不成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很小。劉少奇在1948年就指出：“正因為這一部分數量很小，困難就來了，為什麼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即由於此。”在毛澤東看來，公私比例數字的變化，就是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力量對比的變化。從這種變化中，毛澤東還發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因素的增加實際上就是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社會主義經濟因素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增長就是過渡的基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