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後，周初所建立的社會秩序被打破，“四民”居處固定和世代相襲情況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首先是“士”活動起來了，其次是“重利輕別離”的商人，為了牟利而奔走四方，工匠則由於商業的發展也不會株守一地，變得帶有流動性了。“四民”中隻有農民像樹木一樣被牢牢地栽在某塊土地上的情形，從先秦到近世沒有多麼大變化。
漢元帝曾下詔書說：“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這裏的“黎民”主要指農民。因此，在農民看來沒有什麼比遠離先祖墳墓，破產失業，親戚別離，離鄉背井更悲慘的了。但是，小土地所有者、自耕農民在皇權專製社會中又是極不穩定的階層，任何一個很小的震蕩都可能使他喪失那塊很小的土地。“千年田換八百主”，首當其衝者就是自耕農，偶然的天災人禍都會給他們帶來嚴重的打擊。每日每時他們還會受到地主豪強的巧取豪奪。雖然每個新建立的王朝都想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推行“均田”、“占田”、“屯田”之類的政策，以滿足破產失業農民的要求，重新恢複小農經濟。然而過不了多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會發生，繼而成為普遍現象。因為一是小農經濟本身抗破壞能力非常微小，稍有風雨，立即傾覆；二是，在皇權專製的統治下，個人財產得不到保護。財產往往隨著權力大小而消長，有權的人，一有機會就會把手伸向保護能力極差的小農。那時最重要的財產就是土地。
失去了土地的農民，一部分留在故土上為地主傭佃，成為雇農或佃農；另外許多則不得不離開土地和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到異地流浪。如果遇到的是大災大難，破產失業者人數眾多，就會會聚成大股的流民。他們往往在有組織能力和有閱曆的頭人的帶領下向富庶地區流動，這往往是整個宗族的流動。如果此時王朝政府的機器還能正常運轉，就會把這些流民作適當的處理，或安置到其他尚未開墾的地區，給予必需的生產工具與生活資料，使他們能在新的家園重新開辟自己的生活；或“假以官田”，成為王室的農奴。當然，不可避免地也會有一定數量的流浪者浪跡江湖，流人城市，成為遊民。他們或出賣手藝、出賣勞動力，走鄉串鎮，四處糊口；或以行乞詐騙、偷盜、賣淫等不正當的手段謀生，甚至結成黑暗、腐朽的秘密會社。
在王朝政府機器不能正常運轉的時候，成千上萬、甚至數十萬或成百萬的流民不能安置，這就會形成一股巨大的、盲目的力量，他們或從事劫掠，或參加暴動，有些甚至組成了流民政權，如漢末張魯建立的漢中政權，西晉、東晉之間李特、李雄所建立的成漢政權皆是以流民為基礎的。曆次大規模農民起義幾乎都是由流民首先點燃火種。
中國皇權專製社會中的鄉村是分散孤立的、缺乏組織的，農村中的反抗力量一時也很難聚集起來，即使有所反抗也因為勢單力薄很容易被鎮壓下去。而流民的形成，或是由於天災，突然間某塊土地的人民都處在難以生存的條件之下了，共同的環境把本來關係鬆散的小農結合在一起；有的則是暴政把同命運的人編排在一起，又讓他們同處在求生不得的狀態之中，最典型的是秦末的陳涉、吳廣。當然也有刻意組織的，如東漢末的黃巾起義，清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往往與秘密宗教有關。但不管是那種原因產生底層民眾武裝反抗，其中必有遊民作為領袖和中堅力量。秦末陳勝、吳廣發動的“閭左戍卒”起義，為什麼陳涉敢於起來成為“首義”之人，就是因為他曾為人“傭耕”，有過四處流浪的生活經曆，見多識廣。就是這九百人的微小火種，點燃了秦末大起義熊熊烈火。西漢末年的赤眉綠林；唐末的黃巢；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等大規模的農民戰爭無不是由遊民點燃火種的。生活尚能勉強維持的自耕農、半自耕農，乃至佃農很難撇家舍業、鋌而走險，而遊民無家無業，無後顧之憂。他們閱曆豐富，好勇鬥狠，又與農民有著天然的聯係，因此遊民在農民起義軍中往往是中堅力量。
春秋以後，周初所建立的社會秩序被打破，“四民”居處固定和世代相襲情況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首先是“士”活動起來了，其次是“重利輕別離”的商人，為了牟利而奔走四方，工匠則由於商業的發展也不會株守一地，變得帶有流動性了。“四民”中隻有農民像樹木一樣被牢牢地栽在某塊土地上的情形，從先秦到近世沒有多麼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