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後必然挨打。當清朝統治者仍沉浸在昔日輝煌所造就的“天朝上國”迷夢之中，等待著“萬國來儀”。不料，等來的卻是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等來的卻是亡國滅種之災。當1840年鴉片戰爭打響後，清廷很快便在區區幾千英兵的進攻下一敗塗地。隨後，各國列強蜂擁而至，對中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據統計，從1840年到1919年不到80年裏，中國與列強簽訂了900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平均約每月一個。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向中國勒索了大量的領土、賠款和特權，它們踐踏中國主權，瓜分領土，掠奪財富，蹂躪人民，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僅僅因為中國甲午海戰失敗，日本這個蕞爾小國就向曾經自己學習的對象—中國勒索戰爭賠款兩億兩白銀，後來，還發動侵華戰爭，大肆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而中國作為一個曾為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貢獻的泱泱大國，從此墜入了備受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步入了一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屈辱時代。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決不會任人擺布自己的命運，更不會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而無動於衷。伴隨西方列強入侵而興起的，是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的覺醒，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產生。值此國勢阽危之際，麵對這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無數愛國的仁人誌士提出了各種救國的方案，為擺脫落後地位不斷抗爭。
首先是被稱之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林則徐、魏源等經世派主張“師夷長技以製夷”。他們鼓勵人學習西方新技術、翻譯西書，為中國了解西方、學習西方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始料未及的是，魏源辛苦編撰的《海國圖誌》一書問世後備受冷落，甚至引來不少責難。相反這部著作在日本卻大受歡迎，對明治維新產生了巨大影響。接著，馮桂芬、郭嵩燾、王韜等洋務派又在“中體西用”的框架內竭力輸入西學，並在一些開明官員的支持下開始了洋務運動的嚐試。他們認為：“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但這一富國強兵的夢想同樣遭遇了重重阻力，受到守舊派、頑固派的口誅筆伐。結果，有的鐵路修成後不久即被拆掉、有的新式學校生源告急。
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在1894年甲午海戰的全軍覆沒，直接宣告了洋務派富國強兵夢想的破滅。甲午一役後，有識之士悲歎“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既然學習西方器物的道路走不通，僅靠船堅炮利和機器製造仍然無法富國強兵，那就隻好謀求政治製度變革。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康有為、梁啟超等為首領的維新派登上了政治舞台，開展救亡圖存和維新變法，上演了一幕短促悲壯的改革活劇。他們對“改革”和“開放”的認識超過了洋務派。在改革問題上，他們認為“小變”“中變”都不能救國，必須實行“大變”，即徹底改革。在開放問題上，他們不僅主張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而且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學說，主張用君主立憲取代君主專製製度，顯示出更為開闊的思想眼界。但由於其改革舉措觸動了守舊勢力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與百般阻撓，百日維新很快就被宮廷政變所絞殺，譚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康、梁被迫出逃。試圖通過維新強國的夢想再次落敗。在海外流亡期間，維新派領袖梁啟超並未停止思考的腳步，在1900年發表了膾炙人口的《少年中國說》一文，其中描繪了一個新的中國夢：“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這段酣暢淋漓、汪洋恣肆的文字，在後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激勵了無數中國人為“少年中國”而奮鬥。
落後必然挨打。當清朝統治者仍沉浸在昔日輝煌所造就的“天朝上國”迷夢之中，等待著“萬國來儀”。不料，等來的卻是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等來的卻是亡國滅種之災。當1840年鴉片戰爭打響後，清廷很快便在區區幾千英兵的進攻下一敗塗地。隨後，各國列強蜂擁而至，對中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據統計，從1840年到1919年不到80年裏，中國與列強簽訂了900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平均約每月一個。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向中國勒索了大量的領土、賠款和特權，它們踐踏中國主權，瓜分領土，掠奪財富，蹂躪人民，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僅僅因為中國甲午海戰失敗，日本這個蕞爾小國就向曾經自己學習的對象—中國勒索戰爭賠款兩億兩白銀，後來，還發動侵華戰爭，大肆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而中國作為一個曾為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貢獻的泱泱大國，從此墜入了備受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步入了一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屈辱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