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說：“今後３ 年這段時間對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中國能堅持３ 年連續推行現代化建設的政策， 中國將不可能再次回到原來的封閉體製。換句話說， 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政策， 即使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但都將很難恢複到中國過去那種‘鐵飯碗’
的時代。因此在我看來， 中國回到原來體製的‘ 回歸點’ 已經過去了。”
鄭周永與基辛格的談話隨著中國話題的結束而結束了。
基辛格通過這次訪問提供了一個使他從整體上認識韓國經濟的機會， 也使他確立了對韓國經濟獨到的看法。
而鄭周永通過與基辛格的會晤， 在說出了自己的想法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使他獲得有關中國市場有用信息及見解的機會。
而當時鄭周永的情況是， １９７５ 年開始實行的綜合貿易商社製度更為韓國財閥兼並其他小企業提供了機會。綜合貿易商社製度的實施目的實際上是想利用大企業擁有的貿易公司加大出口力度， 擴大出口數量。根據這項製度， 對於年出口額達到規定水平的貿易商社， 政府將給予進出口貸款方麵的高度優惠。而政府規定的水平隻有大企業才能做到， 這就使那些中小企業和中小貿易公司的生存成了問題。大財閥們乘機吞並了大批中小企業和貿易公司。統計顯示， 就在１９７４ 到１９７８ 年的４ 年間， 現代集團的子公司由９ 個增加到了３１ 個， 三星集團則由２４ 個增加到了３３ 個， 大宇集團由１０ 個增加到了３５ 個， ＬＧ 集團由１７ 個增加到了４３ 個。
再看同期財閥們的資產增長， 速度更是驚人。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８３年間，５ 大財閥的資產年增長率均為兩位數， 其中現代集團為３２.. １％， 三星集團為１９.. １％， 大宇集團更高達４６.. ３％。無論是“現代”、“三星”， 還是“大宇”、“ＬＧ”， 無一不是在１９７０ 年搭建了財閥帝國的模型。１９７０年的擴張是建立在犧牲眾多中小企業基礎之上的， 但這種擴張的效果卻令韓國政府相當滿意。１９７０年， 韓國的出口規模不過８ 億美元， 到１９７９ 年已達到１５０ 億美元， 而１９８７ 年更超過了４７０ 億美元的水平。
與此同時， 韓國１０ 大財閥的銷售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在１９８０ 年已達到４８.. １％， １９８７ 年則上升為６８.. ８％。到８０ 年代， 鄭周永麾下共有８０ 多家子企業， 現代集團達到鼎盛時期， 成為韓國數一數二的大財團。韓國部分企業集團規模的超大被形容為“從土豆片到芯片全都生產”。據一項調查， １９９７ 年韓國製造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０.. ３％， 而同期美國製造企業的平均利潤率是８.. ３％， 日本是３.. ４％。另一份材料顯示： 到１９９７ 年年底， 韓國２８ 家最大的財團總負債為１７７５.. ７ 億美元， 企業平均負債率高達４４９％。而現代集團１９９９ 年債務曾達６６０ 億美元， 占韓國國內生產總值的２０％。
從８０ 年代後期起， 韓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發生重大變化， 新上台的全鬥煥政府從１９８０ 年開始實施“自由化” 與“ 民營化” 的經濟政策， 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樣為了培育財團經濟， 專給財團吃偏心飯， 蓋庇護房。失去了政府輸血的現代集團維持著外形上的龐大身軀， 而其內在體質出現了虛弱的征兆。
現代集團是典型的家族企業， 鄭周永的至尊地位和由他個人專斷的經營體製， 在按照市場原理運營的商業經濟海洋中逐漸顯露其弊端。鄭周永辦企業習慣於在政府支持下， 利用國有銀行提供的貸款和融資， 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這樣的企業十有八九獲得成功。可是， ８０ 年代鄭周永投巨資設立現代電子公司的時候， 政府不再成為靠山， 國有銀行也不再是後盾。
在國內外激烈的市場競爭中， 後起的現代電子公司在技術、產銷等方麵被拋在後麵， 經曆了關停的陣痛。此外， 現代集團在８０年代末和９０ 年代初對石油化學、證券、信貸領域的投資， 也經曆了挫折和困難。也是在這個時候， 現代集團的兩大台柱子企業現代汽車和現代重工業公司長期鬧工潮， 成為韓國勞資雙方角力的中心。
工潮使現代集團遭受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 阻礙了企業的長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