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是狀物。物聚而成景，寫景而不及物，是不可能的。狀物的散文卻把興趣專注於獨特之某物，無論話題如何變化，總不離開該物。此地所謂的物，可以指生物，譬如草木蟲魚之類，也可以指非生物，譬如筆墨紙硯之屬，甚至可以指人類的種種動態，譬如彈琴、唱歌、開會、賽車。也許有人會說，寫開會的散文應該歸於敘事之列。我的回答是：如果一篇散文描寫某次開會的經過情形，當然是敘事，但是如果一篇散文談論的隻是開會這種社會製度或生活現象，或是天南地北東鱗西爪的開會趣聞，便不能算是敘事了。狀物的文章需要豐富的見聞，甚至帶點專業的知識，不是初搖文筆略解抒情的生手所能掌握的。足智博聞的老手，談論一件事情，一樣東西，常會聯想到古人或時人對此的雋言妙語，行家的行話，或是自己的親切體驗，真正是左右逢源。這是散文家獨有的本領，詩人和小說家爭他不過。
我把散文的功用分為上述六項，隻是為了討論的方便，並不是認為真有一種散文純屬抒情而不涉其他五項，或是另有一種散文全然敘事，別無他用。實際上，一篇散文往往兼有好幾種功能，隻是有所偏重而已。例如敘事文中，常帶寫景，寫景文中，不妨狀物，而無論是敘事、寫景或狀物，都可以曲達抒情之功。抒情文中，也未必不能稍發議論，略表意趣。反之，說理文也可以說得理直氣壯，像梁啟超那樣，筆鋒常帶感情。
情、理、意、事、景、物六項之中，前三項抽象而帶主觀，後三項具體而帶客觀。如果一位散文家長於處理前三項而拙於後三項，他未免欠缺感性，顯得空泛。如果他老在後三項裏打轉，則他似乎欠缺知性，過分落實。
抒情文近於詩，敘事文近於小說，寫景文則既近於詩，亦近於小說。所以詩人大概兼擅寫景文與抒情文，小說家兼擅寫景文與敘事文。我發現不少“正宗的”散文家大概拙於寫景，遇到有景該寫的場合，不是一筆帶過，便是避而不談；也有“正宗的”散文家拙於敘事，甚至不善抒情。我認為：能夠抒情、說理的散文家最常見，所以“入情入理”的散文也較易得；能夠表意、狀物的就少一點；能夠兼擅敘事、寫景的更少。能此而不能彼的散文家，在自己的局限之中，亦足以成名家，但不能成大家，也不能稱“散文全才”。前舉的六項功能，或許可以用來衡量一位散文家是“專才”還是“通才”。
二
這本自選的文集無論在年代、文體、風格、篇幅各方麵都頗具代表性。散文與詩，是我的左右手，我曾戲稱自己的散文是“左手的繆斯”。我開始寫散文，比開始寫詩雖然晚了三年，但是“左手的繆斯”比起“右手的繆斯”來，卻成熟得較早。讀者展開這本選集，我左手的掌紋縱橫，就曆曆在目了。
在文體上，此書分為三輯：抒情散文、知性散文、小品文。其間的區別當然不是絕對，因為說理可帶感情，抒情也不違常理，在前文的概說中我已有分析。我一向認為：抒情散文切忌一味抒情而到濫情的程度，所以我對所謂散文詩並不放心。另一方麵，我又覺得文學評論不宜過於古板以至無情，所以在說理的主線上不妨流露性情，且用比喻、音調等來助興。也就因此，我的散文裏有一點詩，而論文裏有一點散文。此言說來似乎有些調皮，其實在中國的古典文學裏頗多前例。
浙江文風鼎盛，群彥汪洋，民初以來更是名家輩出。單以散文而言，從周氏兄弟（紹興）、夏丏尊（上虞）、鬱達夫（富陽）、徐誌摩（海寧）、俞平伯（德清）、豐子愷（崇德）、陸蠡（天台），一直到柯靈（紹興）和琦君（永嘉），兩浙的貢獻說得上是獨步文壇了。如果我們再追溯朱自清與梁實秋兩家的祖籍，當可發現一為紹興，一為杭縣，則山陰道上，更是應接不暇。
拙作能在這地靈人傑之鄉出版，實在是一大榮幸，也將是一大考驗。
一九九六年七月於高雄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