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統治者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到多爾袞，都以凶悍殘忍著稱於史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句話對他們不完全適用，因為他們的做法通常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就是說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後不分軍民，不論參與抵抗或未參與抵抗，通通屠殺或掠取為奴婢。
努爾哈赤在遼東的屠戮漢民，皇太極時三次深入畿輔、山東等地的屠殺搶掠在許多方誌中有明確記載，連經曆了文字獄鬧得最厲害的乾隆時期的禦用文人紀盷也在《閱微草堂筆記》裏透露了他一家在清軍屠刀下的遭遇。
多爾袞進關之初，為了取得漢族官紳的支持曾經一度有所收斂。從順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開始即以民族征服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屠城悲劇。
“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因為有專書記載為人們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占領湖南湘潭後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總兵薑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充分暴露了滿洲貴族標榜的“吊民伐罪”的偽善。
順治六年正月，多爾袞道貌岸然地說：“君，父也；民，子也。父殘其子，情理之所必無。況誅戮所以懲有罪，豈有無故殺人之理？自元年以來洗民謠言無時不有，今將六年矣，無故而屠戮者為誰？民肯從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釋。”幾天之後，他就“諭大同城內官吏兵民人等曰：薑瓖自造叛逆大罪惑所逃避。
止因薑瓖一人作惡，遂致無罪眾人同陷死地。朕命大軍圍城，築牆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後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同年二月，“兵部以總兵官任珍陣獲偽官兵四十九名，俱撫養不殺奏聞。
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撫之以示恩，抗者殺之以示懲。如此則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來歸矣。今平西王等將陣獲之人撫而不殺，……此事甚不合理。爾部其移谘平西王吳三桂、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知”。
古語雲：“殺降不祥。”清軍往往以“惡其反側”等借口將來降軍民屠戮一空。順治八年福臨親政以後，把各地屠戮無辜的責任全部推到多爾袞身上，說：“本朝開創之初，睿王攝政，攻下江、浙、閩、廣等處，有來降者，多被誅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竄匿。”
實際上，清兵濫殺無辜根源於滿洲貴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視，多爾袞不過是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罷了。在清廷上同多爾袞爭奪權利的“輔政叔王”鄭親王濟爾哈朗統師出征時表現出同樣的野蠻，就是一個證據。
隻是因為這種瘋狂的屠殺政策不僅沒有嚇倒漢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頑強的抵抗，清廷在屢遭覆師失將之後，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調整。
山海關戰役後，多爾袞曾下令沿途各州縣官民剃頭留辮。進入北京以後，遭到漢族居民的強烈反對，在朝漢族官員遵令剃發的為數寥寥，不過孫之獬等最無恥的幾個人。
不少官員觀望不出，甚至護發南逃，畿輔地區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爾袞見滿洲貴族的統治還不穩固，自知操之過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順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諭旨中說：“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發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