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關戰役後，多爾袞曾下令沿途各州縣官民剃頭留辮。進入北京以後，遭到漢族居民的強烈反對，在朝漢族官員遵令剃發的為數寥寥，不過孫之獬等最無恥的幾個人。
不少官員觀望不出，甚至護發南逃，畿輔地區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爾袞見滿洲貴族的統治還不穩固，自知操之過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順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諭旨中說：“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發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
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次年五月大順政權和弘光政權相繼被摧毀後，多爾袞認為天下大定了，六月悍然下令全國男性官民一律剃發。初五日，即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報之時即遣使諭豫親王多鐸，命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發，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十五日諭禮部道：“向來剃發之製，不即令畫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製耳。
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製”。
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漢族本身也是由多種民族融合而成的。漢族人士可以當皇帝，少數民族人士當然也可以君臨天下。無論是哪一個民族為主體建立的中央政權都決不應該強行改變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這是一個起碼的立國原則。
多爾袞等滿洲貴族陶醉於眼前的勝利當中，自以為可以為所欲為了。他所說的“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完全是強辭奪理，一派胡言。
他自己的祖輩和父親努爾哈赤在反叛明朝以前，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國的臣屬，以接受明朝廷的封號、官職、敕書為榮；明朝的漢族皇帝從來沒有強迫女真族蓄發戴網巾，遵從漢製，難道不是鐵一般的事實嗎？清廷統治者把不肯放棄本民族長期形成的束發、服製等風俗習慣的漢族官紳百姓視為“逆命之寇”，一律處斬，這種凶殘暴行在中國曆史上極為罕見。
本來，清廷統治者特別是處於最高決策地位的多爾袞如果聰明一點（按：多爾袞的封號為睿親王，睿即滿文聰明的漢譯，順治元年清廷文獻中還有譯為“穎王”的，意思都是“聰明之王”），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弘光朝廷和大順政權覆亡之際，曾經出現過一個對清廷（也包括整個中國）以較少代價實現統一的機會。
當時的情況是，不僅清廷憑借其優勢兵力接管南明各府縣沒有遇到多大的反抗，而且連大順軍餘部也以不剃頭為條件有意歸附清廷。
實現統一以後，也沒有必要強行勒令剃發改製。滿洲貴族當權稍久，仿效者必多，移風易俗，貴在自然。明清之際，中國仍處於封建性農業社會，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相當一部分官紳地主居住於鄉村，他們同朝廷、官府的關係主要表現在照章輸賦服役，一輩子沒有進過城的農民多得很，中央朝廷的更迭對他們來說是天高皇帝遠。
隻要不被朝廷、官府逼急了，就是所謂“承平之世”。一旦嚴令剃頭，“朝廷”的威嚴直接加到自己的腦袋上，其後果可想而知。剃發令一下，不僅原先準備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轍，連已經歸附的州縣百姓也紛紛揭竿而起，樹幟反清。滿洲貴族以“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野蠻手段強迫漢族百姓改變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記述在史籍中多如牛毛，由此引起的反抗以至於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幾乎遍及全國。許多地方的抗清鬥爭不始於清廷接管之時，而起於剃發令頒布之日。江陰人民壯烈的據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縣宣布剃發之後，相率“拜且哭曰：頭可斷，發不可剃”的情況下爆發的。
剃發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動極為重大，它激起了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導致了長期的政局不穩以至生靈塗炭。時人陳確記：“去秋新令：不剃發者以違製論斬。令發後，吏詗不剃發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
順治二年十月，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謤奏言：近奉剃頭之例，四氏子孫又告廟遵旨剃發，以明歸順之誠，豈敢再有妄議。但念孔子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莫要於冠服。……惟臣祖當年自為物身者無非斟酌古製所載章甫之冠，所衣縫掖之服，遂為萬世不易之程，子孫世世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