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陳大計疏》，也是光緒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漢、滿各自最有洞察力的兩個人，同時認識到了，中國在製度層麵和西方諸強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燾還認識到了：不同的經濟基礎，決定不同的上層建築。這一點，郭嵩燾的見地，又過於文祥了。
郭嵩燾對於關卓凡“另起爐灶”的設想，感覺猶如看見了另一個自己從濃霧中走了出來——就是那種腦子中有隱約的形象，口中卻難以名狀，結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擺在了眼前的感覺。
那份痛快和驚喜，無可言語！
正是！原先的那個“製度”，既然已經**不堪，也不知道如何變戲法叫它煥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邊建立一個全新的“製度”，你過你的，我過我的。
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抽舊“製度”的血，慢慢地“陰幹”他，等到新“製度”茁壯長大了，舊“製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緊要當然是不要叫新“製度”感染舊“製度”的病菌，大家離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離”？
關鍵有兩個。
一個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舊人”，新“製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個是新“製度”裏邊，要有足夠的新鮮空氣，保證“新人”不會“泄氣”而變成“舊人”。
這方麵，郭嵩燾是有切膚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東煙台等地。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的那一次。
郭嵩燾在當地設局抽厘，可是用人不當。他任命的厘局紳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盤剝商旅，竟至發生福山縣的商民怒搗厘局、打死紳董的事情，這也成為僧王和文煜攻訐他的重要口實。
這個事件，正好成為郭嵩燾品評肅順的那段話的絕好注腳。
郭嵩燾談及此事，長歎一聲，道：“真正是‘請君入甕’！”
曾國藩對郭嵩燾有一個評價，是“難堪繁劇”。意思是郭嵩燾隻適合出主意當高參，不適合做政務官。
這個評價，關卓凡認為，隻對了一半。
郭嵩燾有書生氣是真的，可絕非沒有任事之能。他不論在山東還是廣東，清理積弊、整頓政務，都是立竿見影。而郭嵩燾的“問題”。也正是他不論到哪兒，總要“清理積弊、整頓政務”，也就因此得罪當時當地的官場，包括處理不好和上官的關係。
在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東，和文煜不和；在廣東。和瑞麟不搭調，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以郭嵩燾的性格和見識，在舊“體製”中，確實“難堪繁劇”。
在新“體製”中呢？
郭嵩燾這種人。難道還嫌太多不成？
何況，在關卓凡的設想中。“顧問委員會”實行“垂直管理”，並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門發生過多的聯係，“顧問委員會”聯係的對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顧問委員會”需要的權力，由關卓凡出麵，拿過來交到“主任委員”手裏。
所以，應該可以揚郭嵩燾所長，避郭嵩燾所短。
郭嵩燾的“出身”，對“顧問委員會”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別的幫助。
一般認為，郭嵩燾出身曾國藩幕中。但是，郭嵩燾絕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係中，有超然而獨特的地位。
郭嵩燾的年紀，雖然曾國藩七歲，但兩個人卻算是“同學”，他們都曾在嶽麓書院讀書，時間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國藩的“出山”，是郭嵩燾一力促成。
洪楊亂起，文宗敕令丁憂在籍的曾國藩興辦團練，曾國藩猶豫不決。郭嵩燾幾度登門，反複勸，曾國藩終為所動，出麵創辦湘軍。
曾滌生最終變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燾於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類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