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卓凡發現，當時的朝廷，對這種“大清特色b”，幾乎沒有抵抗的能力。
原因並不太複雜：洋務運動的早期，中央還保有對“洋務”的一定的控製力；到了後期，辦洋務，愈來愈依靠李鴻章等地方督撫，最終，朝廷完全放棄了對洋務的主導權。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等奇葩之設，就是洋務的主導權，由中央轉向地方的標誌。
中央機樞，已經沒有真正懂洋務的人才，更加沒有文祥這種不但精通洋務，且頭腦清楚、自有主見、上位者不能移誌的人才。辦洋務，上位者稀裏糊塗地做著甩手掌櫃，自然隻能聽任李鴻章、盛宣懷等上下其手，任意施為。
李、盛等人玩兒的把戲，並不是都那麼高明。輪船招商局收購旗昌公司，其中弊端，左宗棠、劉坤一等封疆大吏，都有所發覺，並上書攻訐。可是，李鴻章的自辯亦足眩耳目，朝廷難辨真假，縱有懷疑，也隻能放在肚子裏。
更重要的是，辦洋務，少不得李鴻章，倚俾過深，無法翻臉，所以，對李氏類似的攻訐，總是大事化，事化了。
宗室親貴並未完全失去對地方督撫鳩占鵲巢的警惕。德宗、慈禧先後升遐，溥儀繼位，掌權的一班少年親貴，終於要“撥亂反正”了。
先是弄出一個“皇族內閣”；接著，要收下財權於中樞，還要清理北洋的財務——“收下財權於中樞”固然是癡人夢，北洋的賬。從李鴻章到袁世凱。數十年下來。那是底下第一盤爛賬、黑賬，如何清得？
最後，載灃、載澤、載濤的興頭愈發大了，居然要殺袁世凱。
這幫二貨，不知今夕何夕，還以為此身尚在康、雍、乾之世！他們雲裏霧裏做著清秋大夢，官僚資本已經下定決心，要更換“代言人”了。
史鑒殷然。關卓凡想，我該怎麼辦呢？
怎樣才能保證，我治下的“國有企業”，不重蹈原時空“內部人控製”的覆轍呢？
關卓凡一個腦袋兩隻手，分身無術，不能自個兒去辦企業。可是，他能用的人，還是這個時代的人，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是原時空創辦、經營、掌控“新式企業”的那撥人——這撥人。畢竟是這個時代最開通、最能幹的一批人。
譬如，關卓凡用之於開平礦務局的唐廷樞、輪船招商局的徐潤、福建船政的伍廷芳、顧委會鐵路股的張蔭恒。
容閎就更不必了。已經成為他辦理洋務的左膀右臂之一。
但是，起觀念、操守，這個時代的人，本時空較之於原時空，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
這個時代，“公仆”、“為人民服務”之類的觀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關卓凡已開始在軒軍中培養類似的觀念，也算是有所成，但若要深入人心，那還差著十萬八千裏呢——這個金手指，一時半會兒的，關卓凡無論如何也開不出來。
現階段，關卓凡能夠保證軒軍的戰鬥力以及對他本人的忠誠，但是，軒軍幹部一旦走出軍營，放諸企業，關卓凡無法保證，他們不會在巨大的利益的誘惑下，變身為“內部人”，行李鴻章、盛宣懷之事。
軒軍的幹部，關卓凡自認是這個時代最符合工業化要求的人才了，在“內部人控製”問題上，尚無法真正信任，別的人，就更加不必了。
事實上，曆史上的唐廷樞、徐潤、伍廷芳、張蔭恒，“廉”之一字，都不無可議之處。
但關卓凡還是得用他們，還是那句話——他們是這個時代最開通、最能幹的一批人。
所以，不能僅僅因人成事，國有企業，必須從一開始，就建立符合近現代化企業治理標準的經營機製、監督機製。
關卓凡決定，從建立近現代財務製度入手。
工業社會的經濟活動，複雜程度遠遠超過農業社會。中國原有的財務製度，簡單粗疏，標準不一，根本不足以應對工業化進程中愈來愈複雜的生產、貿易。原時空的洋務運動，企業效率畸低、管理混亂、漏洞百出，“內部人”上下其手、無所顧忌，這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