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的關貝勒，鄭重指出，咱們在新疆的真正的敵人，不是新疆土著，是浩罕人。 ．．新疆土著之中，固然不乏煽風點火、渾水摸魚的，但一番亂局過後，既然最終是浩罕人占了新疆，那麼，新疆土著也就同在“倒懸”之列了。
而且，浩罕人暴虐貪婪，新疆人的日子，比在朝廷的治下，苦的多了，所以，新疆人是打心底盼著有人來解救他們的，隻要朝廷剴切宣諭，西征大軍言行合一，新疆的“纏回”，便會東望王師如大旱之盼雲霓。
哦，彼時，離改“纏回”為“維吾爾”的上諭布，還早著呢。
所以，既為西征軍事行動的順遂，亦為日後長治久安計，咱們進軍新疆，“救民水火”，“解民倒懸”，不能是一句空話。
所以，入疆之後，對僭居新疆的浩罕人和新疆本地的“纏回”，必須區別對待，對新疆的“纏回”，必須做到“一人不妄殺，一物不妄取”。
陝甘亂平之後，進軍新疆之前，每開一次軍事會議，以上方針，就會被鄭重申明一次。
另外，關卓凡和左宗棠，重視西征大軍的後勤保障，過於西征大軍軍事行動本身，以上方針，也是原因之一——進入新疆之後，不可以隨便“因糧於敵”了。
西征大軍入疆之後，嚴格軍紀，很好的執行了“一人不妄殺，一物不妄取”的方針，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維吾爾人幾乎沒有真正肯替浩罕人出死力的，被迫上陣，也是出工不出力，槍聲一響，便一哄而散，譬如烏魯木齊戰役中的紅廟子狙擊戰，便是典型案例。
到了後來，維吾爾人紛紛主動替西征大軍做向導、通風報信，譬如，達阪城—托克遜—吐魯番戰役中，西征大軍對達阪城的戰備情形和周圍地理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當地民眾的通傳消息。
庫車反正的時候，朝廷大軍尚未南下，浩罕人的勢力猶從東、西兩個方向牢牢夾包著庫車，彼時的庫車，其實無法得到朝廷大軍的直接援助，但是，托胡迪夏等人，依舊毅然舉旗，這，就更加明了“一人不妄殺，一物不妄取”帶來的人心向背了。
“洪福汗國”抵禦西征大軍，非但無法有效動員治下的人力，以為己助，反而還得分出相當的精力、人力、物力，對本地民眾高度戒備，這是“洪福汗國”潰敗如此迅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為了“救民水火”、“解民倒懸”的一以貫之，展東祿必須找到將被白彥虎脅裹的百姓的傷亡減少到最低的作戰方案。
斟酌再三，反複權衡，他決定這麼做：
第一，通過細致的偵查，找準幾個“節點”——叛匪和被脅裹的百姓，並不是混在一起的，彼此存在著相對明顯的分界，此謂“節點”。
這個“節點”，不止一處，軒軍偵騎，事先確定“節點”的位置，開戰之時，精騎先出，切入“節點”，將叛匪和被脅裹的百姓，分隔開來。
第二，派出本地相貌、口音的探子，混入被脅裹的百姓中間，暗中傳遞消息，朝廷大軍有話，戰事一起，馬上俯臥，不要四處奔跑，以免誤傷。
這兩條，在軍事上，其實都不甚可取。
第一條，突入敵陣的騎兵，不以衝擊敵陣為第一目標，且“節點”不止一處，兵力分散，如果叛匪戰鬥意誌堅決，這批“”的騎兵，很可能陷入被動。
第二條，更不必了——有可能提前將軒軍的行動暴露給叛匪。
不過，展東祿和部下將領，經過仔細研判，認為風險不大——叛匪人數有限，且都是驚弓之鳥，堅決抵抗的可能性很，隻要軒軍騎兵的行動足夠迅，加上後頭的主力部隊及時“補位”，就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至於第二條，也不必過慮，這種亂軍亂民裏頭，本就流布著各式各樣的傳言，多一條少一條，未必就能引起叛匪的注意。就算叛匪留意到了，倉促之間，也難以分辨真假和追蹤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