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拉格朗迪埃爾沉吟了一下，“我們要做的，不是要不要‘節外生枝’，而是……促使巴黎下定‘節外生枝’的決心？”
“是啊！”穆勒道，“給巴黎一個充足的‘節外生枝’的理由！——這個理由，必須充足到可以叫勒伯夫之流閉上他們的大嘴巴！”
“你覺得，”拉格朗迪埃爾道，“如果我們把‘春紅樓事件’彙報上去，這個‘節外生枝’的理由，夠充分了嗎？”
“‘春紅樓事件’？總督閣下，咱們還是稱之為‘榮盛商行事件’吧！”
拉格朗迪埃爾一怔，隨即微微一笑，“好吧，就叫‘榮盛商行事件’吧！”
穆勒來回踱了幾步，站定了，搖了搖頭，道：“這個理由，恐怕……還不夠充分。”
“我想也是，”拉格朗迪埃爾道，“畢竟，沒出人命，事件的性質，隻好算是兩國軍人打架鬥毆——其實，中國軍人在春紅樓毆打法國軍人，和之前的法國軍人在榮盛商行毆打中國軍人，性質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
“不過，”穆勒皺了皺眉，“春紅樓的這場架，咱們的人，都是赤條條的，這個，讓我來想一想，是否可將之上升到對法國軍隊乃至對法蘭西帝國的侮辱的層麵呢……”
拉格朗迪埃爾一笑，“將軍，果然可將之上升到對法國軍隊乃至對法蘭西帝國的侮辱的層麵，性質自然不一樣，可是，你別忘了，鬥毆發生之前，咱們的人，就是光著身子的，他們的衣服，不是中國人剝下來的——在妓女的床上，又是越南的這種鬼氣，我想，沒有哪個男人會穿著衣服的。”
穆勒不滿的看了拉格朗迪埃爾一眼，心裏：我不曉得啊？用你來？我的意思是——這個法國軍人的衣服，咱們可以成是被中國軍人剝下來的嘛！
不過，他並沒有反駁拉格朗迪埃爾。
這個假，並不好做，事情發生的時候，妓院裏外的人，多了去了，三言兩語，就能問出真像來。
如果巴黎那邊兒本來就想找中國人的麻煩，還好辦些，睜著眼睛瞎話，上頭、下頭，彼此還可以“默喻”，可是，目下的情形，正好相反——呶，印度那邊兒，還要派人過來“考察”呢！
見穆勒沒話，拉格朗迪埃爾道：“我想，我們倒是可以‘亞羅號戰爭’為鑒——‘亞羅號戰爭’是怎麼打起來的？咱們這邊兒，是因為馬賴神父被中國政府非法殺害；英國人那邊兒，是因為中國士兵違反條約，登上‘亞羅號’抓捕人犯，並侮辱了英國國旗——”
道光二十四年，即一八四四年簽署的《中法黃埔條約》，隻允許法國在中國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個通商口岸設立主教堂，馬賴私入廣西內地傳教，違反了條約，照該條約第二十三款，“佛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中國政府逮捕馬賴本身，是沒有什麼可爭議的。
問題是，同樣是第二十三款，“佛蘭西人”被捕之後，“但應解送近口佛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佛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可是，中國政府不但“毆打、傷害、虐待”了馬賴——有一種法，馬賴是瘐斃獄中的——還砍了馬賴的頭，這就是拉格朗迪埃爾之“馬賴神父被中國政府非法殺害”之謂了。
至於中國士兵登上“亞羅號”抓捕人犯，是否“違反條約”，卻是有爭議的。
道光二十三年，即一八四三年中英簽訂的《虎門條約》，有這麼一段：
“倘有不法華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官船、貨船避匿者，一經英官查出，即應交與華官按法處治；倘華官或探聞在先，或查出形跡可疑，而英官尚未查出，則華官當為照會英官，以便訪查嚴拿，若已經罪人供認，或查有證據知其人實係犯罪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斷無異言。”
就是，不論什麼情形下，“華官”都不能登上英國船查拿人犯。
“亞羅號”船主是香港人，船員是內地人，但在香港注冊，掛英國國旗，理論上，就算是英國船，不過，中國士兵登船抓人的時候，其注冊已經過期——問題是，彼時，中方並不曉得這個情況。
中國士兵登船抓人，還不是英方最在意的，英方最在意的是，混亂之中，英國國旗被中國士兵扯了下來——英方認為，這是對英國的嚴重侮辱，中方既不能滿足道歉、放人的要求，便終於引發了英法稱之為“亞羅號戰爭”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由此可見，”拉格朗迪埃爾繼續道，“發動戰爭的理由——正當的理由，第一，殺害人命——還得是政府行為；第二，所謂的‘侮辱和損害’，必須是針對國家層麵的——嗯，這一層，你的倒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