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三月，草長鶯飛，“最是一年春好處”，本來，此時正是踏青西湖的絕佳時光，不過，趙烈文抑製住了自己的遊觀之興，宋嶽鄂武穆王的祭典一俟結束，他便收拾行裝，首途津了。
是次祭典，非但是有清以來，對宋嶽鄂武穆王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一次祭典，其中的一些做法，大約也算是“有宋以來”——譬如，朝廷明確要求，除了朝廷和“地主”浙江，其餘各省，都要派員參加。
人選上麵，朝廷並沒有明確的旨意，而督、撫、藩、臬本人，不奉旨是不能夠離開轄境的；同時，大夥兒都明白，是次祭典，規格如此之高，規模如此之大，舉辦的時間點，又如此之敏感——選在中、法彼此宣戰，輔政王南下“檢查戰備”之時——則這個特出的要求，絕非隻是叫多幾個人過來撐場麵，一定是借著是次祭典，直接或間接的發布什麼極重大的宣示。
所以，參加祭典的人，一定不能虛應故事——一定要能夠真正起到督、撫的耳、目、口的作用。
於是，絕大部分的督、撫，不約而同的派出了自己的頭號幕僚，作為本省“代表”，赴杭州參加宋嶽鄂武穆王的祭典。
這班幕僚，個個身上都是有功名的，不是道台，也是知府，有的還加了按察使銜，論起“官身”，一省之中，僅次於藩、臬，參加這種“國祭”，是很合適的。
譬如，代表湖廣總督李鴻章的是周馥，代表直隸總督曾國藩的，就是趙烈文了。
也有例外的，譬如，新疆候任巡撫展東祿的代表，是陶茂林。
陶總鎮並不是展撫軍的幕僚，是次回內地，身份雖是展撫軍的代表，不過，並非專為宋嶽鄂武穆王的祭典而來——他另銜專命。
第一，向朝廷彙報新疆設省籌備的種種情形。
第二，送兩個人給朝廷——一個是前和田的“伯克”尼亞孜；一個是手誅阿古柏、伯克胡裏父子的熱娜古麗。
尼亞孜出賣故主，投靠阿古柏，出任偽職，既間接導致了和田屠城慘劇，又是不折不扣的反叛，本來很該付諸刑典的，問題是，西征大軍剛剛南下的時候，這個家夥就“反正”了，穿過一個大大的塔裏木盆地，跑到庫車去“投誠”，也算曆經艱險，一副“誠意十足”的樣子，他那顆腦袋，實在不大砍的下去。
熱娜古麗呢，手誅元凶，本來很該大肆表彰的，可是，想一想她殺的這兩個人和她的關係——一個是她的老公，一個是她的情人。
而且，這兩位，還是父子。
唉，別的不，這個“聚麀之誚”，就很叫人尷尬了。
所以，也不曉得拿她怎麼辦才好。
還有，尼亞孜和熱娜古麗都表示，不願意再留居新疆了。
尼亞孜是真不能呆在新疆——新疆人尤其是和田人恨毒了他，隻要一離開朝廷的庇護，尼亞孜非被他的老鄉撕碎了不可。
熱娜古麗則表示，新疆是她的“傷心地”，“不忍長居”。
於是，經請旨，新疆方麵，將這兩位一塊兒送往北京，請朝廷發落。
這樁差使辦妥了，陶茂林便再次作為展東祿的代表，赴杭州參加宋嶽鄂武穆王的祭典——新疆太遠了，宋嶽鄂武穆王的祭典的日期的確定，是比較遲的事兒了，新疆再派人過來，已經趕不及了，陶茂林既在北京，就順理成章的做了新疆的代表。
是次祭典，行省之外，蒙古、西藏也奉旨派代表參加——這更是不折不扣的“有宋以來”了。
譬如，西藏的代表，是陪同十二世達賴喇嘛在北京“就學”的德柱活佛——他是十二世達賴喇嘛的經師，前西藏的“攝政”。
*
*
抵埠津，一下船，趙烈文就直奔三口通商衙門。
前文有過交代，曾國藩這個直隸總督，兼領三口通商事，而三口通商衙門設在津，因此，一年之內，曾國藩呆在保定，大約七、八個月；呆在津，大約四、五個月——兩頭兒跑。
曾中堂呆在津的時候，三口通商衙門就兼直隸總督行轅了。
目下，冬去春來，正是一年中三口商事由少轉多的時候。
不過，往年曾國藩移節津，都在春夏之交，今年是特別的早一些了。
之所以這麼早，是曾中堂領了輔政王的鈞命：確保中法戰爭期間，直隸不會發生“排洋”的事情。
直隸洋人的聚集地，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京師，一個是津，京師不勞曾中堂費心，他要管好的，是津。
輔政王明確交代，“兩國交兵，不罪來使，況乎商民？法蘭西在華商民，隻要遵紀守法，中法開戰期間，一體保護！”
又特別囑咐，“要防備有人借機生事，由法而洋，興風作浪——或者興起教案，或者拿什麼‘扶清滅洋’之類的頭蠱惑人心，若真有這樣的人，滌翁，你給我往死裏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