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同本願寺關係真正好的，是被幕府架空了的皇室。
戰國時代，群雄並起，你方唱罷我登場，皇被這個幕府、那個大名，倒騰來、倒騰去，長年處於一種風雨飄搖的狀態之中，本願寺看出便宜，主動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香火錢，向皇“進貢”——這筆錢，數目或許不是很大，但對於窮嗖嗖的皇來，已算得上雪中送炭了。
於是，投桃報李，皇錫賜本願寺“禦門跡”、門主“權僧正”——這成為本願寺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以及進一步開擴展勢力的最重要的憑藉。
另外，既然土地、人民都掌握在幕府、大名手裏，皇隻是一個空架子，本願寺和皇室之間，便不存在任何前述大寺、大名之間的那種利益衝突，彼此隻有需求而無衝突，本願寺的“尊王”，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門主同公卿之間的世代聯姻，既是“尊王”之必然，同時，也反過來加強了本願寺“尊王”的傾向，將本願寺和皇室更緊密的捆綁在一起。
而“尊王”和“倒幕”，在這個時代的日本，是有某種必然的邏輯聯係的。
靠……
關卓凡重重的透了口氣，心，原時空的“倒幕”，本願寺似乎並沒怎麼摻和呀，本時空，怎麼就跳了出來，還扮演了那種“登高一呼”的“首義”角色呢？
他娘的！
他不能不再次提醒自己——“埃姆斯密電”一計未售之時便已意識到了的一個重大變化——因為自己的介入，時迄一八六八年，本時空較之原時空，已開始“麵目全非”了。
自己這個“曆史投機者”的“儲備”，已經不夠用了！
譬如，關卓凡雖然曉得本願寺在日本的勢力很大，可是，這個“大”，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他無法確定，目下，這個“大”，到底在一個什麼樣的量級上？
他關於本願寺的“儲備”，到德川幕府建立的時候，基本上就“斷篇兒”了。
如前所述，“一向宗”慣於在亂世、末世興風作浪，國家一統、太平時節，大體上就消停了；而“幕末”雖然也算“末世”，但攏共沒亂上幾年，便塵埃落定，開始明治維新了——這大約是本願寺在“倒幕”中存在感不強的原因之一。
非不為也，來不及也。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幕末”不同於日本曆史上任何其他一個末世，新、舊的鬥爭、轉化，前所未有，本願寺自個兒大約也懵逼，搞不大清這個“末世”的狀況，就有心再玩兒一次“一向一揆”，一時之間，也不曉得該如何措手？
之後，明治政府大力扶持本土的神道教，打壓舶來的佛教，本願寺雖然頂著“禦門跡”的銜頭，一樣在打壓之列。
不久，神道教便取佛教而代之為日本的主流宗教，本願寺愈發沒有多少聲息了。
德川幕府建立之後，關卓凡關於本願寺的唯一有點兒價值的“儲備”，是二戰的時候，本願寺同軍國主義混到了一起，提倡“忠皇愛國”，宣傳“護國”，並身體力行。
譬如，對戰歿者的家庭進行慰問和援助；對傷殘士兵進行救護；向前線派遣隨軍僧，在戰地傳教、慰問士兵，並為陣亡者安葬和舉行法會，等等。
不過，那個時候，整個日本佛教，不論哪個派別，基本上都是這個德性，“一向宗”不過是表現的最積極的一撥罷了。
這幾年，關卓凡對日本的攻略和經營，頗費心力，也頗有成績，然而，由始至終，從未想過要在宗教方麵著力。
唉，疏忽了！
既對本願寺的發難，出乎意料；又不真正掌握本願寺的底細，於是，聞警之際，便有手足失措之感了。
教訓啊！
不過，話又回來了，教訓歸教訓，這場亂子，若隻是單純的“一向一揆”，其實，並不足以令人真正“失措”。
現在畢竟不是戰國時代了，本願寺呢，也畢竟是混“體製內”的，兩百六十多年下來，如同幕府的暮氣沉沉一樣，現今的本願寺，想來，也一定不比硬懟織田信長時的生龍活虎了，若隻是本願寺一家作亂，鎮壓下去，未必如何為難——多半，德川慶喜自個兒就可以應付的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