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調處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當上午，就開始介入案件；當晚上，就向關卓凡麵呈了第一份調查報告。
陳亦誠和軍調處副處長馬丁內茲兩人，在蔡爾佳的陪同下，再次詢問了莊湯尼。
蔡爾佳對莊湯尼的解釋是，在治安區劃上，“南堂”為步軍統領衙門右翼總兵該管，轄下出了如此駭人聽聞的案子，本人深感有虧職守，已向朝廷“引咎辭職”，目下，正在等待朝廷的批準；這件案子，經“上頭”允準，已經移交陳參謀、馬參謀主責，目下，我的責任，是盡力為陳參謀、馬參謀提供協助。
對外，陳亦誠和馬丁內茲不以“軍調處處長、副處長”名義、而隻是以“糧台參謀”的身份示人。
陳亦誠，剛剛接手案件，正在了解案情，蔡總兵提供的案卷雖然詳盡，不過，彼時案發倉皇，兵荒馬亂，就是蔡總兵自己，也擔心會不會掛一漏萬？因此，建議我和馬參謀兩個，親自再向神父請教一次，這樣，掌握的資料，更直接，也更準確，我和馬參謀深以為然，於是，就過來打攪神父了。
之所以如此婉轉客氣，是因為莊湯尼的脾氣，是出了名的暴躁苛碎，就連自己人——在北京的泰西人——不論是宗教界的還是外交界的，都不愛和他打交道；他的身份特殊，如果不耐煩起來，或出於其他什麼特別的原因，故意不予配合，中國政府又不能現在就將他當做疑犯來對待，調查將會陷入一個很被動的局麵。
頗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以上擔心似乎是多餘的——莊湯尼雖然異常疲憊，但還是非常配合，非但未表現出任何傳中的“暴躁苛碎”，而且，拿陳亦誠和馬丁內茲的話，“其神態以及身體語言，很有意思”——
莊湯尼坐在椅子上，微微的佝僂的身子，頭也微微的低著，兩隻胳膊不自覺的夾緊兩脅，十指交握，時不時的不自覺的用力，捏的指節都發白了，有時候，身子還會神經質的輕輕的抽搐一下。
“椅子並不是很寬大，”陳亦誠道，“而莊湯尼的身量，超過一米九，可是，一眼看上去，他一個龐大的身軀，倒像是蜷在椅子上似的，像……嗯，像是一個做錯了事情的孩子，麵對嚴厲的師長的問責，瑟瑟發抖。”
以莊湯尼的身份、脾性，自然是不可能將陳、馬、蔡三人當做“嚴厲的師長”的，除非——
“莊某目光遊離，”馬丁內茲補充道，“而且，由始至終，幾乎都沒有和我們有過直接的對視——視線隻要一接觸，立即移開。”
微微一頓，“這個反應，完全是下意識的。”
莊湯尼的證詞，同第一次做供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出入，但是，有一點是很明顯的：他的語速，較第一次做供的時候，慢了許多，而且，總是講了幾句，便停了下來，皺起了眉，微微偏過了頭——
“莊某明顯是在凝神思索——或者用力回憶，”陳亦誠道，“可是，我們拜訪他的時候，距案發還不到十個時，相關細節，沒可能這麼快就記不清爽了——而且，都已經做過一次供了，一切熟門熟路才對。”
頓一頓，“他不像是在描述事實，更像是在……背誦；並生怕自己的‘記憶’同第一次做供有什麼對不上號的地方。”
陳亦誠和馬丁內茲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第一，莊湯尼確實受到了重大的驚嚇，他的各種身體語言都明了這一點——這是極難做假的，而莊湯尼也明顯不算一個好演員。
第二，莊湯尼對案情的描述，一定隱瞞了某些重要的關節，甚至，可能做出了某種程度的曲改。
第三，莊湯尼對此案的發生，懷有深刻的內疚，這份內疚，不僅僅因為“失察”、“輕信”、“上當”什麼的——為凶犯“捐資”所誘，開門揖盜——一定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莊某平時為人行事，暴躁飛揚，”陳亦誠道，“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他不是那種城府深沉的人，對精神壓力的承受力，並不算強——”
頓一頓，“我們今的問詢，由始至終，十分客氣，沒有表露出任何對於莊某本人的質疑；如果——我和馬丁都是這麼認為的，如果我們對莊某本人施加壓力——當然，隻是精神上的——莊某的負疚，就一定會成為其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