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文一共兩份，一份是海軍及殖民地部的，由部長黎峨將軍簽發，這是“公文”；另一份，則是黎峨將軍以個人名義寫給薩岡的，算是“私信”。
“公文”大致內容如下：
第一，“北京—東京”艦隊原先呈遞的作戰計劃——以杭州灣外海群島為錨地，截斷中國南北航路，逼迫中國新生的艦隊與我進行艦隊決戰，一舉殲滅之，徹底掌控中國沿海的製海權，指導思想正確，亦切實可行，目下，看不出有任何變更的必要。
“公文”強調，欲“截斷中國的血管，摁住中國的心髒”，行動之重點，尤應放在封鎖中國的“漕運”上——“漕運”，乃中國真正之“血管”，一旦“紮緊了”，中國的北方——包括京畿地區在內，立即就得“缺氧”。
第二，福州雖為“五口”之一，地位重要，但是，“北京—東京”艦隊配屬的陸戰兵力，十分薄弱，並沒有攻取福州城的可能性；甚至，因為相關航道通行能力的限製，“北京—東京”艦隊直接進攻福州城區，都是很難做到的——我軍兵鋒雖銳，卻也隻能及馬尾而止。
馬尾的重要性，主要在於造船廠和“船政艦隊”，其中，“船政艦隊”規模甚，即便全軍覆沒，也不會對中國海軍的整體實力，造成什麼實質性的影響；而造船廠，重要性當然在“船政艦隊”之上，可是，我們也很難指望，隻失去了一間造船廠，中國政府就會方寸大亂，甚至……舉起白旗？
另外，我們也無法確定，單靠艦炮的轟擊，是否便可以徹底摧毀造船廠？
鹿兒島事件中，英國人以為已經摧毀了薩摩藩的“集成館”，然而，戰後不久，薩摩藩便完全恢複了戰前的生產能力。
事實證明，對於麵積的單體建築，艦炮有著很好的破壞效果，但是，欲摧毀大麵積的建築群，單靠艦炮轟擊，就力有未逮了，如欲徹底夷平之，一定要登陸占領之，然後舉火焚燒——就像我們對待中國的“夏宮”那樣。
可是，這又涉及到陸戰兵力多寡的問題了。
第三，我軍並不掌握閩江水文的第一手資料，將如此龐大的一支艦隊的航行安全，完全寄托在一個被脅迫的外國人的身上，實在不能令人放心；同樣不能令人放心的，是艾某、李某等人那個詭異的計劃——此計劃之真實性，既無從探究，則所謂“將計就計”，其實不過盲人摸象。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隻“知己”而不“知彼”，這樣的仗，能不打，就不打。
第四，從紙麵上看，閩江口至馬尾的岸防力量，不容覷，雖然，我們也認為，中國軍人的技戰術，不能同法蘭西帝國光榮的勇士們相提並論，可是，還是得鄭重提醒你們：不要輕敵！
“亞羅號”戰爭之時，中國軍人的技戰術，不可能比目下更好；武器裝備，更加遠遜於目下，可是，我們和英國人第二次進攻大沽口，在遭受了相當的損失、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之後，還是未能破口而入。
目下，閩江口至馬尾的岸防，武器裝備方麵，已同我軍處在一個水平線上；而閩江水文之複雜、地勢之險要，又遠過於大沽口，因此，除非目標具備特別重要的戰略價值，而我軍也在各方麵都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否則，我們認為，沒有擇其為作戰對象的必要性、迫切性。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北京—東京”艦隊不必變更既定的作戰計劃。
就是，你們攻打馬尾的計劃，俺們就不批準啦。
“公文”中的理由，都是可以擺到台麵上的，語氣方麵，也張弛有度，從容不迫；“私信”裏的話，可就並不都是可以擺到台麵上的了，語氣方麵，也嚴重的多，甚至顯示出了某種程度的惶急——黎峨並沒有足夠的把握，萬裏之外的薩岡，可以聽命、聽勸，放棄對馬尾的攻擊。
將在外，君命猶有所不受，何況，雖然，論行政職務，自己這個海軍及殖民地部長，為薩岡之上級，可是，論軍銜，卻和薩岡同為海軍中將呢。
“私信”的內容大致如下：